天亮了，想睡又没睡，去老皮皮的弄堂网站看了会儿。
我跟皮兄以前就认识，喝过酒。在网上更加认识后，更加喝酒。平时帖子里开开玩笑，拍过他不少丑态，公之于众，他也不恼。我很佩服他。那个“弄堂”，毫无商业头脑，惨淡经营至今，弄得他人不人鬼不鬼的，人不堪其忧，皮不改其乐。贤哉，皮也！
我开这帖子，是想把我写的跟上海有点关系的文字贴在这里。老皮皮如果看得上，随便拿去好了。其他朋友写了什么上海，也请帮他一下。
－－－－－－－－－－陈村
原帖出处：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85257&page=1
那时候，我说的那时候是指1968年到1971年，我在上海市延安中学念书。此前有长达两年的日子不必上课，每天在弄堂里玩耍，倒也其乐无穷。我们练过摔跤，练过举重，手腕上总是贴着伤筋膏，表示自己是要武之人。那时我缺少一条灯笼裤，为此很是惆怅。正玩得高兴，突然听说毛主席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只好又进了学堂。上学的第一天是在大操场上举行“誓师大会”，众人席地而坐，听任头上太阳的曝晒，听着台上的训话。天气是如此的炎热，大会是如此的漫长。操场的周围是高中的学生们在巡逻，他们一律戴着红卫兵袖章，走来走去是很神气的。他们弹压任何不规矩的小人，以及新生们站立的企图。那天我在大会开到一半时借口上厕所，四下看看撒腿就跑，躲开红卫兵们的围追堵截翻墙逃出学校。顺便说一句，那时候我身手矫健，腿一蹬手一搭就上了墙，身子一横便飞出了墙外。第一天上中学，头开得如此惊险，暗示了以后的日子绝不庸常。
虽说是复课了，但重要的还是闹革命。一开学上的是批斗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课。那些“牛”是早已被揪出来关在“牛棚”了，轮到我们新生来斗，挨斗的经验已极为丰富。摆开阵势，只要问一句，他们就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罪行，背书一样的，多一句也不说，下次再斗，一个字也不会差的。那时我们十四岁，已经知道阶级斗争了，我们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老实，接着喊了很多口号。事隔许多年，现在想起来，当然很对不起那时挨斗的老师，他们并无任何罪行。即便真有罪行，也轮不到我们学生来宣判。稍能自慰的是，我们也许是刚进中学时的胆怯，从没有对他们动武。
那时的语文课充满了火药味，数学课举例通常是革命生产实践的内容，时不时引一段用黑体标出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三年中学，有次心血来潮考我的同学，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几。他苦思冥索，说：半只大饼加小半只大饼……他没算出来。我很骄傲。我知道不必借助大饼，通分和约分，这是我自学的。）英语教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事到如今，英语中的那个hallo我是问了女儿才知道怎么拼写的。）物理课化学课是没有了，改教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在工基课上知道了交流电用曲线表示，女同学从此就叫这个老师曲线。（在上海话的谐音中有蠢货的意思。）上课学装日光灯，一个男生将电线搭上两头的灯座问老师为什么不亮。老师说只要两头按一下就亮了，他说着两头一按，立刻被电得跳起来。教室的门要是锁着，一脚就踢开，绝无例外。整张整张的课桌椅经常从顶楼飞流直下。走道上几乎每天都有打架的消息，人群拥过来拥过去叫着嚷着。少年人的盲动啊。
以上是故事的背景。下面要说的才是我参与的打架。不知为什么，班上的男生分成了两派，相互时有小小的摩擦。那时候斗争意识特别强，大家觉得恶斗已在所不免。我所在的一派因负责出班上的墙报，经常去拆课桌上比较直的横档做尺。那时的东西比较结实，木头的截面积大概是3乘4公分。我们暗藏了武器，时刻准备着，要是敌人来犯就大干一场。
冲突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是在开广播大会，各班在教室收听广播。一片乱糟糟的，根本别想听到广播些什么。我们这派一个叫“小棺材”的同学来报，他上厕所时被欺负了。没等我们取出武器，转眼就大打起来了。打架是一件说时迟那时快的事情，只记得拳头棍棒乱飞，并无武林中人的从容和招式。等到被蜂拥而来的人拉开，一个同学的头上已经血流如注。说起来真是该死，打他的棍子就是他事先埋伏的木棒。我不记得自己打到了谁，反正没被打到，除了脸红红的，气喘得紧，身上没伤。受伤的同学被送到医院缝针，我们被一一抓到红卫兵团。工人师傅和老师们声色俱厉地批判我们，循循善诱地追查背后长胡子的人。我们说没有啊。他们不相信，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怎么会没有？我们的觉悟真是太低了，这才想到，因为，那天，是一个重要的大喜的日子——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我校。
后来，我班两派参与武斗者被勒令在全校的大会上台去做检查，无一幸免。这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话。我的“思想检查”被一个老师斥为“不老实！”这点我倒是想得开，就像我们斗“牛鬼蛇神”一样，怎么会说他们老实呢？至于背后长胡子的人，毕竟没能揪出来。我们只是打架罢了，恩恩怨怨，谁会想到工宣队呢？
后来，隔了很多年，我回忆起来了，当时我的口袋里有一把水果刀。它是我的爱物，被我磨得非常锋利，那天打架过于慌张没记起它来。我还想到，那天的场地实在太局促了，要是搬到操场上去打，弄出一两条人命恐怕不算意外。
那是混乱的年头，也是我们的骚动的年龄。整个青春期，有许多次危险的经历。我们时时蠢动，却不知自己干了些什么。老天有眼，没闯下更大的祸，实在也是侥幸。
许多年后，我应邀出席母校的校庆。那座有名的炮楼还在。从前挂在上面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鬼见愁”，不见了。学校的周围造起很多大楼，校园似乎在井里。彩旗林立，欢声笑语。学生们穿着校服整整齐齐站在操场上，令人感慨。我买了一本纪念册，到自己打过架的走廊上走了走。清洁，明亮，已经没有当年的任何遗迹。我见到了几名当年的老师，我们说了些闲话。他们不再提那时候的事情，他们有新的关注。延安中学现在又是一所重点中学了，它的高考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我曾是它的学生却没学到多少知识，我写个hallo还要问自己的女儿。我最要好的中学同学，他的儿子便是这学校的学生。父亲要和孩子认校友，孩子说，你们又不是考进来的！我想也对，我们这号人，对母校算什么呢？
1998.6.1
“厂长！你不让我们炼争气钢啊！！！”
看到二十四年前的一则电影广告，我突然记起了《火红的年代》中于洋那张令人痛苦的脸和声嘶力竭的声音。当时他似乎摔了个什么东西以强调激动。我还记得有趣的钱广的三鞭子和他的马，至今还会唱“扬鞭那个一甩啪啪地响”。而《艳阳天》里有什么先进事迹和什么阶级敌人，则忘得一干二净。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很久以前，银幕上比较冷清。我看了很多的“新闻简报”，看了很多的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有天，斗胆混进千头攒动的上海纺织工学院的礼堂，看了一场屏幕复制片《智取威虎山》。银幕上有着网纹，据说是从电视上拍下来的，其工艺颇似今日盗版的枪片。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疯狂的小松树啊，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读起来有一点现代派的感觉。
我要是说，那些电影是自从电影诞生以来最拙劣的影片，大概是不会错的。问题在于它也曾尽领风骚，票房超过今天的任何大片。在当时，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城市人，几乎是没有的。它已经不再是影片，而是某某路线的伟大胜利和一堂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我记得自己当时看得也很入神。记得一位没拍过几部片子的著名导演非常有眼力地夸奖万山大叔李仁堂，认为他是个很好的演员（果然，他在《创业》中的表演真是出色）。我的问题一是大家都看了电影，看不到还会不高兴，丧失了话语权利。看完有许多人觉得好看，就同今天看了肥皂剧一样，第二天一定要讨论和争辩。我当时真心觉得谢晋先生拍的《春苗》中的镜头非常的美丽，于是又去看了一遍。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好的演员很聪明的编剧或很有才能的导演们制作了这些电影。虽然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东西，他们却竭力要将它做得好一点。比如我听到过一则逸事。拍《白毛女》时，拍到“太阳出来了”一场戏，美工无论如何努力，没法将那个最要紧的太阳做好。如果红了它就不亮，如果亮了就不红。而当时的人们知道，红太阳一定是又红又亮的。据说为此还请来了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专家说，自然中的光谱就是这样。不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反正，他们真是很认真的。
我还有第三个问题，眼看现在的电影很多了，国产的进口的都有，有些电影十分的好，我却很少进电影院了。我可能是老了太懒了不足为训，但据我所知，不光是我，别人也不爱进电影院了。当年那么要看电影，每部必看的人，现在居然不看了。并不是电视夺去了视线，至少本人是极少看电视的。要是再说下去，如果再拍太阳，大概没人会计较太阳是不是又红又亮。我想不清楚，这是退步还是进步。
1998.3.9
好多年以前，我家对门的一个心灵手巧的邻居由部队复员，成天在家摆弄着奇奇怪怪的小物件。夜深人静时，我从晒台望下去，常见他不息地劳作。过了许多天，终于有了结果。弄堂里爆出一个大新闻，33号的俞家有了一台电视机。
电视机这名词对大家都是新鲜的。后来，我们终于见到电视了，是一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圆形画面，绿绿的，如果画面上有一面旗帜的话，没有风它也会飘动。看到一半时，忽然会没有了声音或没有了图像，那位天才的制造者用手不轻不重地拍一拍，多半就好了。如果一拍再拍，仍然无效，就只好搬出万用表、电烙铁一类的家伙，当晚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
就是这台由一只小小的示波管装成的电视机，当时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啊！每天天还没黑，邻居们便当然地或腼腆地从前门或后门蹭进俞家的屋子，放上一只小板凳。等到电视节目开始，屋里已水泄不通。夏天自然很热，蒲扇的声音往往比电视伴音还响，房门还得关上，免得门外的交通阻塞。人们还在涌入，倒是主人家里的人，却坐在门外的弄堂里不看那人人爱看的东西。记忆中这种情形没有持续多久，电视机说坏就坏了，不知是故意坏了还是真的坏了，反正那种赶庙会式的烧头香式的热闹过去了。人们回到弄堂乘凉，在星空下继续各种话题。那一家人也开始过他们的正常的生活。
另一个与电视有关的记忆是弄堂里的一个小厂，吉大厂，因为噪音、粉尘以及时不时要失一失火，人们对该厂积怨甚多。听说厂里添置了电视机，人人觉得不看不足以平民愤。那天好像是放《江姐》，人们从前门，从后门，从墙上翻越，总之用了各种方法，包括请求与嚎叫，踢门与骂娘，一个心眼要去看上一眼。那天我是混进厂去的一个，人头攒动，地上桌上都站着人。看不到多少画面，也听不清什么唱腔，只是觉得很兴奋。后来来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奋不顾身地将电视机关了，说是大门口实在吃不消了，顶不住了。
看电视就是过节。
这些事今天讲起来仿佛是神话，这样的情形大概不会再发生了。我们在电视机前变得心平气和甚至十分挑剔。我家的电视机常常好多天不开，常常开着电视机做别的事情。那只曾经那么荣耀的黑白电视机现在根本就是累赘。现在的问题是要以各种手段将人们拉到屏幕前，哄他们高兴。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不过，值得试一试。
1992.3.2
我住在上海黄浦江的东边，那是为市中心的居民所不齿的地方。浦东浦西有轮渡和隧道联通，至今没有桥梁。没桥倒不是因上海人不爱桥，而是造价太高。江上日夜走着万吨轮，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要造就得把桥造得很高，方能保证通航。桥高高的必然造价也是高高的。
我在行路的事上，一贯表现出上海人斤斤计较的秉赋。搬到浦东，就使劲看地图。上哪儿，从哪里过江，算得清清楚楚，一点亏也不愿吃。购买交通图，向来是我最乐意的开支，家里的上海地图有好几个版本，最大的一张可覆盖半面墙。站在图前，点点划划，就好像一个将军，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别人告诉我，该怎么走，我总将信将疑，非要到地图前印证一番，心里才踏实。
搬到浦东两年多了，无数次骑着自行车向东，然后过江，过了江再往西。明知绕了许多路，因别无选择，也就死心塌地。
一天，有人跟我说，西边还有一个渡口。她说不清渡口的方位，但一口咬定有渡口存在。当时我们正在路上，争得厉害，争得要打赌。赌就赌吧。回到家，拿出地图，叫她立即闭嘴。正如我所说，图上不光没渡口，她说的那一带，连条马路都没有，我赢得很漂亮，于是漂亮地免了她的赌注。这个晚上过得十分愉快。
前几天，又听人说起那个莫须有的渡口，我又来了精神，心想又可以赢一回。这次说得更玄，是亲自走过的，不过因为晚上，被人用自行车驮着，说不清楚。我立刻想到此人是否有记忆失误或幻想症。
为再一次证明自己的正确，我又拿出地图。地图总是站在我的这边。门口正好走过邻居，我叫住她。她是老年人，在此住了一辈子，是最权威的发言人。
她说：“是啊。是有一个渡口，我十岁的时候就从那里过江。”
我问：“现在还有？”
“当然还有。”
如今，我当真骑着自行车从那里渡过江去。那个轮渡线叫后鲁线。想必是因为要切过一家万人大厂的一角，所以地图上未标出。我的万分信赖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地图们，活活将我骗了。我不光白花了钱，还买来许多的冤枉路。都说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谁知道“柳暗花明又一村”。连有模有样的地图都不说实话，叫人怎么想得开呢？一个好端端活生生的绝妙渡口，一闭眼就被取消了。
事后，我向打赌输给我的朋友道了歉。她同样很漂亮地免了我的赌注。从此，不必再南辕北辙地绕行了。心里虽然窝囊，为今后想，还是这样好。
一个人的一生会经过很多事情。小时候的一派天真，常常不由自主地归入老奸巨猾。疑疑惑惑地看世界，实在是因为吃过太多的亏呀。
1989.6.29
花絮：
多年前，我曾在上海政协提过一个提案，建议在那地方造桥或隧道，被有关部门婉转地驳回。
现在，那里有卢浦大桥了。好事情！
－－－陈村
在上海的街上很容易看见女人。我的意思说，上海的女性乐于让人看见。为写这篇文章，我站在街头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三人行，必有一女。她们兴高采烈地上街,最大的可能是去商店，尤其可能去服装店或皮鞋店。与天下所有的女子一样，对服装的浏览和采购是她们始终怀有莫大热情的一件事。当然，假如脸上的神情不那么兴奋的话，也可能是去上班。她们必须上班，工作被她们自觉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女儿家是应该生在上海的。上海人比较而言对生育女儿较少偏见。尤其年轻一些的父母，提到“我女儿”和提到“我儿子”同样神采奕奕，断了香火之类的想头总要少一些。至于因为生的是女儿而将她遗弃，则从来没听到过。也许还是有的吧，即便有也极少极少。
上海的女人在家比较肆无忌惮。当女儿的时候，嘴巴尖刻，发发小姐脾气，动辄要拿主意。当婆娘了，去了那一层不好意思，就更加犀利和无忌了。俗话说，国有兵权，家有财权。在上海，一般是女性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常常弄到老公要藏私房钱。然而，她们的地盘也有限，做女人要是做到了婆婆的份上，在上海是很亏的，没有什么风光。她们不光要拿出自己的私蓄贴补儿子的婚事，也要有将来受儿媳（也就是别人家的女儿）闲气的心理准备。所以，无论媳妇还是婆婆，都希望眼不见为净，分居了事。这样果然清静许多。
虽然常常有妇女告到妇联，但这是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公平地说，上海的男人极少打老婆。他们的不打老婆甚至出了名，成为北方汉子眼里的垢病。于是，女人在家就渐渐有了气势。倒也不是没有可打的罪过，实在上海的男人已经很不习惯用武力解决争端。这和他们的住处的窄小也许有些关系，一有风吹草动的邻居就风闻了，家丑不可外扬，大家就耐些个性子。男人和女人相比，明显的优势就是力气了，既然力气不管用，其下场可想而知。当然偏要打老婆的也有几个，多半是一拳一掌的事情，只用出三分的力气，绝对不作兴拳打脚踢的。打了之后并不能外出夸耀，众人会觉得此君不文明。另外，此地的妇联比较有战斗力，为捍卫姐妹们的利益是肯尽心竭力的。
在现代的大城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的智力决定的。上海的女人一般并不佩服体格的壮硕，在电影电视上看看是可以的，生活里就免了。在上海行动的人群中最强壮的是民工，但民工的社会地位最低。上海的女性很实际，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有谁去和民工结缘。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杂交优势在这里特别明显。她们皮肤白净，面目姣好，腿也不罗圈，个子中等，没有庞大和矮小的压抑。较少痴肥。她们会做饭，会打扮，天生皮肤白净一些。上海的女人通常没有很高的乳房，但她们善于掩饰。上海人什么都见过。这个城市有很大的磁力，所以很少有私奔的事情。小康是这个城市市民的普遍的理想。她们知道生活难免很辛苦，得到的每一分都那么的不容易。典型的上海女性常常没有很特别的梦想。她们在当姑娘的时候往往像已结了一次婚，比较实际，知足常乐。她们对艺术有一点喜欢，有时是邓丽君，有时是《天鹅湖》。年轻时代也接触流行音乐。等到大了，结婚生孩子了，几乎没了动脑筋的空闲，只好去看一点电视连续剧了。
上海人对母亲天然地十分尊敬。
上海的女人如果走在街上，你不知她是从洋房里出来还是从棚户出来。洋房里出来的也许会弹一首《致爱丽丝》，也许开口也说“铜钿铜钿”。看女性的教养看她坐的样子，看其享没享到福看她的手。手比脸更不容易保养。
上海的女人特别重视家庭。她们要自己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状态，爱不够地爱着孩子。她们重视他人的印象和批评。上海的女人极少有邋遢的，她们宁可委屈肚子也不愿委屈了服装。在没打扮好之前，宁可迟到也不会出门了。穿衣是她们最重要的永远不毕业的宗教般的一门功课。她们经常可以花不多的钱穿得十分得体。总体说，她们不是衣着的先锋派，注重整体的感觉。但她们中总有个别的人愿意鹤立鸡群。
上海女人的身边总有一些钱。富人大钱，穷人小钱。她们很少把钱花个精光。她们知道明天还要过日子。在上海，有许多不让男人为自己乱花钱的女人。当然，那是自家的男人。
以上是非常表面的叙述，是我们站在街头了望女性时的背景材料。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下午，我站在上海的淮海中路，它一天要清扫十四遍，商号林立，号称高雅。我为写文章而打量着过往的女性们。这天是第八届全运会开幕的日子，电线杆上飘着被市民戏称为蚊香的会徽图案。我穿的是一条布质长裤，布质衬衫，挎一个农民常用的人造革包。
那天的气温偏高，仿佛夏日。但走到楼阴处还是显出秋日的轻寒。在这样的季节，人就乱穿衣了。很少有同样装束的女性，拎包各异，发型多样。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上着T恤，下穿牛仔，多用双肩包，挂在身后，比较精神。这双肩包和背带裙代表年轻，稍稍年长几岁的，就不敢擅用了。个别要显得与众不同者，将带子拖得老长，走一路晃一路的，小小的落拓或嬉皮。她们一般没有首饰，或仅限于在胸前挂个好玩但不值钱的东西，木头的，石头的。或是手腕上的木石镯子。
在街头最多的是青春期后的女士。她们要么挽着男士的臂膀，要么挽着女伴的手。在上海，两个女性挽手而行，没有别的意思。她们多少化了些妆，服饰比较得体，花样最多。从裙到裤，从T恤到衬衫西装，没有不能穿的。无跟的凉鞋。常常有人在外面罩个精悍的背心，式样也不雷同。没看到旗袍，也没看到露出的肚脐。较多的女性剃一个男头，发根短短，含蓄地张扬着。她们的服饰的质地相差悬殊，明眼人一看就估出价来。发型也是，贵的三四百元，糊涂的人难辨上下，但自己的感觉就很不同了。叫人高兴的是，骑自行车的女性总算不用遮挡太阳光的纱巾了。有一阵很风行的，披在肩上臂上招摇过市，不伦不类得紧。
老年妇女多穿两用衫，甚至有穿薄毛衣的。她们的步态重了，人却精神，宠辱不惊的样子。儿童花枝招展的，兴致最高，身上总有一两个卡通动物。在上海打工的妇女，不知为什么，一眼就让人看出不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倒不是为了钱，她们的金戒子也许比居民们还大些。说起首饰，一眼看去，真是比以往少多了，也小多了，尤其那种黄澄澄的东西不再招摇。人们终于将美放到第一了。
上海是个大码头，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女人都有，粗粗一瞥就令人一言难尽。那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不想和别人一样，不分贵贱的美，倾向简洁，崇尚削瘦。另一个印象是，除了我这种别有用心的人，基本上没人特意注意他人。人来人往，行云流水，汇成都市的风景。看似不起眼的打扮，费去了她们的良苦用心。这也许很笨拙，但聚集了千万人的用心，装点了这个城市，也装点了我们的眼睛和心地。
1997.10.26
最近我发表了一个短篇，其中提到，浦东像个岛。这种体会大概只有住过浦东的人才会深切。隔着一条黄浦江，隔去了许多大都市的热闹。家住浦东的人，将去浦西叫做“到上海”。
搬来浦东有两年半。说是在上海长大，过去对浦东从无印象，渡江轮是坐过的，那是为了观赏节日里外滩的彩灯。如今定居于此，感受十分丰富。虽说浦东的蚊子多些，泥巴多些，行道树细些，好的地方也是很醒目的。这儿人稀车少，走路比较安全。房屋是新盖的，尽管不很美，住着既科学又实用。浦东的商店售货员，比他们浦西的同行一般要耐烦些。蔬菜很新鲜。可是，最叫人扫兴的是交通。
我住在老隧道的浦东出口，公交车过一次隧道大约七八分钟。这要看运气如何。隧道中的车速，是由那辆开得最慢的汽车决定的。假如它的车速为零，大家也都停下来，直到坏车像死狗一样被拖将出去。在隧道公交车的两个终点，可看到大量破旧的自行车乱停乱放，不畏寒暑，不避风雨，没人想到去搭个棚，收几块钱。隧道内只许汽车走，自行车的主人就将车丢下了。
去年深秋，渗漏严重的隧道开始抢修，公交车提早收班，大约修了半年，又停了下来，等待“二期工程”。几十天过去了，既没再抢修的动静，也没公交车照旧的消息。我怀念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可以在深夜十一点五十分上车。去听音乐会或上朋友家，不必隔宿而归。说来区区小事，对心理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浦东人对浦西一往情深，其忠贞有如单相思的少年。谁知人家不欣赏，只给一辆农村班车，这叫浦东人隐隐地自卑。
凡住在边远新村的居民，想必都知道这种滋味。在这些地方，你没有选择，什么都是唯一的。那么就上市中心吧，可惜公交车也是唯一的。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已经投下去那么多的钱，却偏偏在最后一环傻了眼，使得一切好处都大打折扣。我甚至做梦，要是这些地方的公交线路纵横交错，每个乘客都有座位，市中心，人满为患的市中心，还有人肯住吗?
我是个在家工作的人，很少出门。偶然坐车，看见老人小孩的苦恼样子，总要叹叹气。公共交通如果改善，真是功德无量。工人也挺辛苦的，下了中班，还从遥远的渡口绕过来，就更加辛苦了。衷心希望等待抢修的状态快快结束。
在那次全城游行上海交通瘫痪的日子里，我出过一次门，居然是骑着自行车从隧道里钻过江去。看看手表，费时十一分钟。我心里真是美极了。原来浦东和浦西就是这么近啊，不游行还真不知道。
那时候是一片野地。没有房子的田野空荡荡的，野兔出没，野鸟起落，杂草在地平线上频频摇头。
所有的故事开始于某一天，远处鬼使神差地走来一个人，他站下了，朝四周打量了一眼，放下行囊，凭着傻劲，因陋就简地搭起了第一个窝棚。野地里有了新的天际轮廓线，野禽和野兽无端受到骚扰。它们所厌恶的人的气味总是传得很远，有人跟踪而来，当仁不让地建起新的房子。房子离原先的窝棚既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人的气味更浓了，房子也就越来越多。
当房子多到一排又一排时，街道出现了。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街道时，会发现最早的街道和野地其实没有多少差别。其差别只在于它是两旁有房子的野地。这样，它的使命也就由造就它的房子所给予了。
房子除了可以造在别的房子的旁边，还可以造在那些建筑的对面。门对门，窗对窗，屋顶对屋顶，相对而峙。这样的脸对脸的基本形式使得人们既有独立感又不会太孤单。当然，更重要的理由是节约用地。一个地方，一旦住上许多叫做人的生物，地就贵了起来。街道的密度和地价往往成正比。
不管地价如何高昂，在房子与房子的当中一定会留出一方空地。在这空地上行走着鸡，狗，猪，或者它们的主人，或者简单或者复杂的车，或者寒冷或者温暖的风。街道作为城市中的通道，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供人们通行，这样的功能和水沟相仿。
人们需要街道，是因为人们还有雅兴要看看天。天在街道的上空。当然，天也在房屋的上空，但是，瓦片阻隔了我们的视线。街道的上头，天尽管变得狭窄或崎岖，在眼睛和天空的中间也许飘动着被单与尿布，以及无法描述的坏气味，然而，那个天总算是货真价实的，也会下雨，也会刮风，也有直接的阳光。
不言而喻，街道是由墙构成的。墙是它的起点和终点。
人们从遮风避雨布满隐私的家中走出，来到街道上。深深地透了口气，即便再近视也立即发现自家的墙和邻居的墙左遮右挡。好在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了墙的存在。何况，作为补偿，有了许多新鲜的声音，颜色，气味，身影。这同样是很可一看很可一听的。邻居也走出他们的家，他们在街道上看见了，他们打着招呼。通常并无要紧的意见要求表达，那么，就问一句：“饭吃过了吗？”邻居笑一笑，回答说：“吃了。您呢？”
要是邻居没吃，又怎么样呢？
街道并不关心吃或不吃，它对人们的胃口没有胃口，重要的是要弄出一点声音让对方听见，是彼此的笑一笑。街道仿佛居民们的院子，而院子总是需要笑容的。人一旦站到街道上，必须具备和其他人发生关系的心理准备。
居所不在这儿的人，也打他人门前的空地上走过了，这使得空地成了真正的街道。在这城市的公海上，那些陌生的面孔没有表情地漂浮过去，没有人温馨地问一句“饭吃过了吗”，也没人将脸冲着你做微笑的努力。他们是和街道两边的房子没有关系的人。他们只是要将脚一步一步地拍在这块地上，像划船一样地一桨一桨地将他们的身体划到不知什么地方。
街道由此有了陌生感。
街道不再从属于它两边的房屋了。这是一块没主的土地，人们不能将它占为己有，人人却可以过来踩它一脚。对走入一条陌生的街道，人们没有心理障碍。按照街道的原则，从这里走过的人，他们相互间并没什么关系。彼此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然而，这些匿名的人们相互看见了，同时受到对方的暗示。街道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暗示场。所以，街道旁广告林立。所有的流行都是这样开始的，包括服饰，病毒、切口和小道消息。上不了街道的流行不是真正的流行。
一个人，当他能够独自在街道上行走，他就比较像一个人了。
一个人，当他走在街道上，期望他人的目光，他就俨然是个人了。
人们走出自己的家，往往带着精子离开身体的欣快感。若是想要被多多的人所看见，那就必须摇头摆尾地游上街道。这是人的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和策略，是当代最普遍的真理。从理论上说，出现在电影或电视中也能被人看见，但是那样的看见是缺乏证据的。走在街道上，那种对于自己被人目击的目击，一般可算是令人愉快的经历。所以，街道上从来就不乏行走者。我们早已习惯了街道的嘈杂和拥挤，倘若走过的街道空无人迹，我们会惶惶不安的。
所有的人都在或都将走上街道，街道上漂浮着一个个小小的欲望。结果很可能所有的欲望都落空了，由于太多的目标，人们什么也没看见。
行人和街道的关系，只是萍水相逢的关系，忽然有关系，忽然又中断了，又将淡漠的脸端起来，继续走他的路，或者干脆消失。拒绝任何东西都不会比拒绝一条街道来得容易，人们甚至可以一边进入一边拒绝。走在街道上，我们可以望见什么，也可以不望见什么，可以购买什么，也可以不购买什么。我们甚至还能坐在车上，闭着眼睛走过他妈的街道。街道和人的关系从来是临时的，即兴的。只有野狗野猫将它视为自己的家。
假如可以的话，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街道，人将会以何种面目生活。管道在输出输入人体必须的物质，日子过得比天堂还好，不过，没有街道了。这时，我们大概会发现，传统的没有关系的那种街道上的关系，竟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失去街道的人们，无疑将会失去所有的欲望。人是一种天然地具有表演感的动物，人不能总是对着镜子作状。不看看同类的脸，人甚至不能确认自己的属性与存在。
既然街道是公共的，那么一切公共的东西就理所当然地从这里通过。人们从街道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然后，向它抛掷垃圾。各种公用事业的管道，各种公共交通车。产自各个私宅的废水，废气，废物。人尽可夫的街道，只能将自己演变得更加多才多艺，以应付人们越来越刁滑的要求。
除了作为游戏的迷宫，两旁可以空无一物，以连续的周而复始的墙表示它的全部。一切以行人为食物的公共建筑理所当然地建在街道的两边，并且一定是所有的建筑中最招摇的一群。街道旁的墙总是有缺口的。饭店，商场，剧院，舞厅，浴室，旅馆，博物馆，学校，教堂，厕所，妓院，候车室，咖啡屋，夜总会。它们和人的口，眼，手，生殖器或全部身体对应。没有它们，街道显不出它的亢奋。这些同样作为公共空间的建筑，其实是街道的延伸物，是有屋顶的街道。在这样的建筑中出现的人，不免要亢奋一些的。
每个街道都有一张自己的脸，它有年龄，也有性别。在我们的一生，我们走过无数的街道，但我们很少仔细打量它们。记住很少的一些特征对我们就够了。但是，城市人的一生中至少会牢牢记住一条街道，那通常是生养我们的地方。城市人以街道作为自己的故乡。我们走远了，街道还在那里。当我们重回故地，看见熟悉的街景时，心绪的波动有如见到一张老熟人的脸。而且，街道作为一个熟人，多少带点旧情人的意味。
1994.4.21
夜里下过雨，早上地还湿着。排练话剧小品《市场一角》的同学三三两两地去了教室，余下的２０来个学生奉校方命令统统到楼下候车。谢晋－恒通明星学校的篮球队第一次出征，对手说是上海电影译制厂。车没到，那些明天的潜在的明星百无聊赖地走动着。不必上场的同学穿得花枝招展，活像是赶庙会的老乡。上场队员在试身手，一只脏兮兮的篮球从这个手中传到那个脚下，运球运得很花。这球据说很久没去碰了，此刻的运作也就是临阵磨枪的意思了。
天闷闷的，汽车开开停停地进了市区，到了卢湾区体育馆，已经开始出汗。室内球场更闷，既没空调又没电扇，光线也嫌暗淡。两队稍稍一练，没有队旗可换，没有全家福照片可拍，比赛就开始了。
这样的球赛当然无法和美国的职业篮球相比，可是关系到集体的荣誉，因而同样扣人心弦。我是自封的随军记者，时不时要拍张照什么的，一打听，本队有实力上场的总共才６条汉子，替补力量严重不足，而且临时教练都没有一个。啦啦队倒很壮观，坐成长长一排，可惜出工不出力，东一声“明星队加油！”西一声“好也！”远远听来，好像在喝倒彩。
尽管球技比较第三世界，运气真是不错，终于以领先几分结束了上半场。气还喘着，下半场就开始了。没等跑上几个来回，体力终于不济，一个个汗如雨下，衣裤尽湿，步履沉重。在场上滑倒，要停一会，才四肢并用地爬几步，挣扎着站起来。这有点像在课堂上做摹仿动物的训练。因没有替补的，队员手脚挂了花，还在场上硬撑着。正没法想，忽然，篮下出现女郎一名，头上包着蓝底白星的巾帼，煞是惹眼。她以时装模特走台步的从容在场上踱来踱去，不屑去和一身汗臭的男人争球，然而球一旦传到她的手上，立即被安安稳稳地送入篮圈。女生们高兴坏了，跳着尖叫着：“萍萍啊！”
裁判是戏剧学院的学生。众人的汗水出到无汗可出的时候，他一声哨响，比赛按时结束。同学们欢呼起来，比分５１：４４。旗开得胜！
胜利是最好的兴奋剂。回去的车上，男生扬言要将某某大学干掉算了，女生说，到时候都穿超短裙去助战，来一点小动作，让对方的眼睛花掉。一路喜气洋洋的，谁知进了楼门却吵起架来。一个说，我再也不和谁谁一起打球了，他上场我就不上！另一个说，你以为我要和你一起打球？小品《市场一角》中的那些个小商小贩，卖假药的等等原先在问输赢，一见他们吵着架上楼来，立即不问了，轻轻一笑，说：“知道了，赢了！”
下午，我和来上台词课的老师曹雷说起打球的事。我说要写篇文章，将比分印到报纸上，今后就赖不掉了。曹雷问了对方的人名，直摇头：“他们哪是我们译制厂的，那是泡翻译圈的小青年！”
于是，胜是胜了，胜得没个名堂。有点扫兴。
1994.8.17
上面这个，就是赵薇当时上的班级。
－－－陈村
么人顶?
村长额苦心......嘿,
[em10]天亮了，想睡又没睡，去老皮皮的弄堂网站看了会儿。
我跟皮兄以前就认识，喝过酒。在网上更加认识后，更加喝酒。平时帖子里开开玩笑，拍过他不少丑态，公之于众，他也不恼。我很佩服他。那个“弄堂”，毫无商业头脑，惨淡经营至今，弄得他人不人鬼不鬼的，人不堪其忧，皮不改其乐。贤哉，皮也！
我开这帖子，是想把我写的跟上海有点关系的文字贴在这里。老皮皮如果看得上，随便拿去好了。其他朋友写了什么上海，也请帮他一下。
－－－－－－－－－－陈村
"皮不改其乐。贤哉，皮也！"
个句子熟来,哪能象老2对回讲额啦:"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大概是近来论语热弄的,呵呵:)
"拍过他不少丑态，公之于众"
照片有伐啦?_?.........村长:)
[em11][em15][upload=jpg]UploadFile/2007-3/200731514184932764.jpg[/upload]
弄堂网站 CEO 老皮皮
陈村摄影
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replyid=527432&id=8183&page=1&skin=0&Star=99
呵呵，谢谢沪生，被拍得象地下党了。
前些日子，我常常看天。天在下雨，不由地想，天上怎么就有这么多的水，它存在哪里呢？水落下来成了雨，成为地上的水洼和泥泞。有幸生活在大城市，靠着电和铁的帮助，水被及时抽进了大河。报上天天有水的消息。水将人们的田地房屋淹了，将人畜淹了，又一次证明“水火无情”这一古训。耳边还响起《龙江颂》的铿锵之声，依稀记起江水英和黄国忠。
多年前，我插队在安徽的沿江地区，那里的村庄建在土台之上，远远看去，非常醒目，当然农民不是为了美观，而是预防水患。提起1954年的大水，有点年纪的人都顿时失色。用一句毛泽东的词，是“人或为鱼鳖”。大水冲决圩堤，遍地横行。大水过后，倾家荡产。看着枯水季节露出河床的河流，真不敢相信它居然潜伏着这么大的力量。
我从小就听熟“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但至少到现在止，还只是人类的一个美丽的梦想。好在人有同情之心，相濡以沫，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灾民不至于绝望无助。我们常常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如今看来，未必如此。
打开电视，各种消息接踵而来。世界之大，每天永远不乏新闻。人们总是愿意听到美好的消息，然而灾难偏偏不断。听多看多，常常漠然，仿佛有宿命的感慨。但是这样的一次水，淹到了家门，淹到脚下，于是无法漠然得起来。走出过街楼，眼前灯红酒绿，十里香风，这一切其实是那么脆弱，禁不住一个火字，也禁不得一个水字。人在严酷的环境面前，首先想到的大概不会是卡拉OK，不会是酒吧，不会是减肥。这就像人穿上服装，无论是狗皮还是豹皮，等到脱下，毕竟不过是一个“裸猿”。人的实际需要有时竟那么俗气，而且任何人不能免俗。
经常想想人的本来样子，也许有好处。孔子曾称赞他的得意门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像颜回那样有点白饭吃吃有点水喝喝便满足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了。即使吃鱼吃虾身居广厦，照样有人不堪其忧。人们太容易痛苦了，为没有名牌服装痛苦，为吃不上螃蟹痛苦，为缺少海外关系痛苦，为身高痛苦，等等。要是一直写下去，这张纸是不够写的。磨得那么细的神经，一旦遇上大水，还会不断么？
要求人们都像颜回先生一样生活，是不可能也不健康的，然而人有一点忧患意识并非坏事，这就像老乡把庄子安在土台上，虽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总也是汪洋中的一个岛，一块诺亚方舟般的福地。
1991.8.1
那时候我们总是在寻找玩耍的地方。那时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在弄堂里窜来窜去，如入无人之境。弄堂太短太窄了，心却慢慢地大了起来。弄堂里踢球，脚稍稍使劲祸就闯下了，谁家的玻璃窗乓的一声，晚上父母回家咱的小屁股难免遭殃了。我们结伴到武夷路凯旋路口去看火车，一刻钟就轰轰隆隆煞有介事地开来一辆，真是地动山摇啊，有时还冲着我们放蒸汽。我们看了一辆又一辆，舍不得回家。我们步行半小时到中山公园，买不起五分钱一张的门票就翻墙进去，在草地和假山上大呼小叫五体投地。公园真是我们的天堂，可惜路太远了，像贼一样地翻墙，心里也发虚。我们继续寻找可以玩一玩的地方，等到我们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天堂，那里就立即成了我们的斗兽场。
那个美丽的地方在兴国路湖南路口，很幽静的所在。原本是一片无缘无故的平地，不知从哪天起，突然堆出了三座泥山。这条兴国路有很多传说，现在是兴国宾馆的地方，人们鬼鬼祟祟地说是毛泽东在上海的行宫。行宫之侧，建筑物受到严格的控制。那条路很安静，不让卡车公交车通行，门外的马路上总是有士兵在放哨，两个一组，挎着枪走来走去。那里的大铁门永远紧闭，有小车来时才不得已开它一开。一见开门，我们赶紧跑到门边，其实除了遮断视线的花草什么也看不见。虽然看不见，那些土却是从里面运出来的。有人神秘地说，在挖地道哪，直通飞机场。通飞机场太远了，那时备战备荒为人民，首长也怕敌机，挖挖防空洞很正常的。
管它挖什么，反正挖出了三座大山，我们终于有地方可以疯一疯了。我们对光秃秃的柏油马路太熟悉了，没了兴趣，现在要玩玩泥巴了。第一次奔上泥山，极目远眺，长坂坡似的。我满怀豪情纵身一跳，谁知跳进一个泥潭。它的颜色和旁的地方一模一样，底下却是个柔软的陷阱。我的双脚陷入其中，越挣扎越下陷，渐渐淹没了小腿。这情形有点可怕，妈妈的一屁股坐在泥地上，身体才不至于继续下沉。我的那些同伙不敢过来，围在一旁看我生拉硬拽地将脚拔了出来，鞋子却留在了泥里。这一切没妨碍我的兴致。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分为两队，各把持一个山头，相互谩骂妙语连珠相互攻击不遗余力。我们的武器是弹弓和俯拾皆是的泥块。扔它一个下午，第二天手臂酸疼得举不过头，嗓子也一阵阵发干。玩得野蛮，受伤是难免的，有次一块干泥打中我的拇指，手指发木，指甲立即青紫，放在嘴里含上一会儿继续战斗，并无一滴眼泪。因为是自找的，我们毫无怨言，一有空就想着上山去也。那里没一个大人，没一个懦夫，没一双干净的手。
我已经无法澄清泥山的实际规模，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它很广大很丰富。山峦叠嶂，云遮雾绕，天下第一。尽管彼此相看两不厌的，后来它还是被清除了，又变为平地，不好玩了。许多年后，我在兴国宾馆住过一夜。那里很安适美丽，让人遥想逝去的冒险家的乐园。我想起当年的山。我意识到，上海的孩子们是很可怜的，除了长风公园的那座人造的铁臂山稍有形状，记忆中没有一座真正的山。这块土地真是平得太过分了！我想到愚公要将家门口的两座山挖掉，他的孙子肯定不开心。有什么可以替代山和水给孩子们的快乐吗？
我儿时的山，你真是比泰山还要伟大啊！
天终于亮了。
我悄悄爬出帐子，头昏沉沉的。昨晚零点睡下，睡了三个小时，蚊帐失职了，那顶年纪大于我的蚊帐。蚊子不肯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等地球向东自转六七十度，我从它们的领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你睡不着?”我问。
“唔。”
我的邻居低低地哼了一声，不再说话。今年的气候反常，盛夏之夜，躲在蚊帐中都有些冷。他翻身的频率很高，但不像是冻醒的。他没有理由睡熟。
十多年前，根据一条不满百字的指示，他被放到一个纽扣大的小岛，一口气呆了九年多，少年变成了青年。那里没有母亲的唠叨，也没有恋人的低语。他终于考上大学，并无意回岛。他以为，牺牲与献身并不排斥某些个人的获得。想错了。命运不肯听从他的吩咐。尽管有人为他力争，他还是得回去。
蚊帐从床架上解下，揉作一团，那几只占了便宜的蚊子被我一网打尽。开开龙头，水是温的，洗不去昏头昏脑的感觉。
对窗的三号楼没有一星灯光，老师们也许睡得正香。他们累了。这些天，分配者与被分配者同样失眠。在一个不赞成人口与职业流动的环境，一旦决定，便是决定了一个人的终生。这太严肃了，或者说，太不严肃了。
我习惯晚睡，看书累了便在室内走几步，举起那个看戏用的望远镜，焦距对准三十米外的窗口，那个一夜之间变得非同小可的窗口。人影绰动。那张随着手臂的起落而上下移动的纸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我手中的望远镜爱莫能助。它不是天文望远镜，也不是为窥视设计的。
此刻，没有灯光，没有声音，没有人影。睡了，都睡了。
而我已经醒来。校园需要文明，我穿上汗衫，套上长裤，趿着那双出了名的拖鞋走下楼去。
我们这幢楼的住户多是些不大规矩的学生。军工路招待所被学校挤出去后，留下一间间可以打三毛球的空屋。中文系的几个好事分子捷足先登。用他们的话，是去“开垦处女地”。最初还是些散兵游勇，后来则成群结伙。开大会了，校领导训斥了几句。开小会了，辅导员劝告了几句。学生们个个承认错误，但谁也没有搬回六七人一间的盒子。校方宽大为怀，最终默许了，因这毕竟不同于居民抢房。只有一年了，开完毕业典礼，谁都不会赖在这里。
我搬到这幢楼，是因它得天独厚：两个人一间寝室，十点钟不断电，十点半不关大门，简直是留学生待遇。但这里的人们不知感恩，据说有人偷用电炉。大楼里电表的保险丝常常被烧得一分为二，可见电炉远不止一个。领导又训斥了几回，说是抓住了要重重惩罚。可是，谁都没承认看见过电炉，电热丝倒见过，扔在操场角上，是根效过劳的。
楼门外站着几副双杠。有志于健美的同学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出大楼，见有人比我起得更早，正练着把式。绕过双杠，沿着缺乏人情味的水泥路，拖着鞋朝南走去。
当年，我跳下送我入学的卡车，手握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穿过陌生的但就会熟悉的人群时，感觉是异样的。
这不是谁点了头后推荐来的，其中没有折磨人的屈辱，也没有任何人的恩赐。只是一种被恢复的权利，用考分体现的公正。我挺着胸走进学校的大门，没有飞檐走壁，没有屈膝爬行，不靠邮票，不靠电话，不靠“一般等价物”(货币)。这是天经地义的变革。我们是第一届，从我们开始。
我完成了艰难的梦。天地作证，我床头的小灯作证。稻田中的梦，车床旁的梦，来自儿时的梦。高考前的几十个静静的夜，喝一口凉茶，抽一支烟，临睡前和入睡后难以区分的梦。
我跳下卡车，从梦境回到现实。眼前的一切很难用一个确切的词来形容。如果打一个不甚恰当但异常形象的比方，这里像几十年前的上海，校园里“租界”林立，一块又一块的牌牌划地为牢，分而治之。凭借铁丝网实现的“圈地运动”，造化了一个个国中之国。抬眼便是牛头大的字：“××重地，闲人莫入”。全副装备的消防队员奔东奔西地操演。卡车出出进进，吊车上上下下，颇有点码头的气派。但比码头差劲，那里没有这么丰盛的尘土，也没有这么兴旺的副业。菜地里绿得可爱，公鸡的花腔男高音也清脆得悦耳。地表除了光秃秃便是乱蓬蓬，风吹草低见四脚蛇。
教学楼是不完整的，宿舍楼是不完整的，图书馆是不完整的，食堂是不完整的。经过日新月异的十年，整座校园都不是完整的，除去那座朝大门招手的巨型塑像。严格地说，它也不完整。塑像底座的正面是块精致的大理石，那位奢望“永远健康”的大人物的题词，被水泥十分粗糙地抹掉了。抹得太漫不经心了，简直像一个恶意的玩笑。
我曾被食堂的师傅痛斥：“什么大学生!只晓得吃饭，从没见过!”我也反唇相讥。争吵完了生会儿气，睡一觉也就忘了。虽说饭菜不怎么丰富，虽说他们碗里的肉总比我们的大些，但他们毕竟没做过什么“忆苦饭”呵!同学们有时发发牢骚，可是一下课，没有一天不像蝗虫般地扑向食堂。当然，也有例外。我认识外系的一位同学，她的“吃相”较好，为改进体型，一天两顿，每顿一两，像在喂鸡。
在食堂站队时，我曾注意过同学们手中的搪瓷饭碗。不必翻查学生登记表，只消看看碗上的红字就行了。红字所标明的单位名称，很少有“撞车”的。同学们来自工厂，街道，农场，农村，其中不乏党员和干部。这些天，校园里到处能听到孩子们的打闹声，偶尔也可看到怀孕了的女生。年轻的教师年龄没有学生大，工资级别没有学生高，工龄党龄没有学生长。教师还没结婚，学生的孩子已经在玩足球了。多老的大学生呵，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开了十年玩笑，忽然又坐进课堂，结结巴巴地拼读外文单词。这太反常了，过渡到正常的反常。愿今后永不重复。
我学文科，伤透脑筋的文科。文科的老师自己也说不清楚，这辈子在学术上究竟多少次“反戈”。暂时还没有教学大纲，只有匆匆印成的教材。学生体谅编者的苦衷，但翻上几页仍不免要遗憾一阵。好在教师颇开明，任何学术问题都允许讨论和商榷，但是别过分。
开课的多半是中年讲师，偶然也有几个年轻的新助教。他们不怕上课，只怕下课。下课铃一响，学生就围了上去。天知道这十年间学生们在想些什么。积蓄了十年的问号，一旦倾囊而出，即便是一级教授也防不胜防。
太阳升起来了。我不怀疑今天是个大晴天，晴得汗水如喷泉射出，如瀑布泻下。不知什么缘故，学校的游泳池今年没有开放。其实，就是开放，我也下不得水，我的关节不许我下水。去年，我还是个相对健康的人。我泡在池中，更经常地是坐在池沿，看同学们的脑袋在水面一仰一沉。外系的那位同学游得漂亮，简直是天生的水族。看她游泳，不会水的人都想跳下深水区。游泳是门艺术。绝大多数同学不是水族，他们陆生陆长，即使在陆地上也未必生活得有模有样。当体育保健课正式开课时，申请者之多，理由之充分，最后不得不“择大病录取”。
据说这次没有开后门的，校领导在主席台上说得明明白白，可流言仍不能绝迹。不利于领导的流言造得这样巧妙，令人一听就像是真的。可怕极了。虽说有纪律的约束，同学们还是知道了自己的去向。不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没有最终宣布的名单都是靠不住的。永远会有出人意料的反复，如同我所学的文科。是的，看看那些忧心忡忡的脸就能知道，和后门无缘的毕竟是多数。等到神圣的八点半，才能够确定一切的要求请求恳求央求哀求是否生效，才能够证明三叔的朋友的小舅子的邻居的话是否灵验，才能够知道那些微妙的感情联系是否变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呵!此刻还留有希望，天还没有亮透，还能抽抽烟，打打牌，做做梦。
再过三个小时，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确切的毕业去向。老师们辛苦了一个月，直到昨天深夜才拍板定下。为了确定某个名字嵌在第几行，他们绞尽脑汁。几年或几十年前，老师也曾被他们的老师所分配。毕业分配对老师们来说是个负担，他们的专业不是这个。他们的业余爱好也不是这个。
我顺着那条正在重修的跑道，走向江边。野草丛生的操场上有几个农妇在割草。她们冷漠地打量着我。看到过黄浦江的人中，很少有人注意过这个江汊。它又浅又窄。沿岸线长满自生自灭的花草。我在植物学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仅仅能区分香樟和白杨。这里的植物太杂了，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也不想弄清它们的名字，许多同学的姓名我还叫不上呢。名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它们的存在。
早呵，老树！早呵，小草！早呵，太阳！早呵，我的校园，校园中的一切!我穿着拖鞋的脚在你们中间趟过，我感觉到你们，你们一定也感觉到了我。你们湿淋淋的舌头舔着我的脚背，凉得舒服。我已退化了，退化到不习惯直接用脚板接触大地，而只能让脚背来感觉你们的存在。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从未到过这里。早先是因为没有“签证”，无法逾越铁丝网织就的边界。后来呢?我太钟情书籍了，被书籍异化。闻多了油墨味，反而将你们遗忘了。太不像话呵!
入学后，我最热衷的事莫过于上图书馆。我喜欢站在一排排开架的书前，一行行地读目录，时而抽出一本翻上几页。我喜欢沿着书架散步，伸开手臂，让手指在书脊上顺次滑过，像小时候走在瓦楞铁皮的围墙边。听图书馆的老师讲，这些只是原先藏书的一小部分，好书都损失了。劫余的这些书很不成系统，而且还在继续短少。孔乙己的信徒们学牙科大夫拔牙，只是尽挑好牙拔。人们还没有学会尊重公共财产。这至少是不道德的。不过它从反面阐述了一个事实，图书馆总算有几本好书了，不至于“不屑一偷”。
图书馆的门口有块黑板，专写《告同学书》。它直率地呼吁不要再窃书，措词激烈而恳切。可是并没见谁把不义之书给送回去。看来，当一名好的图书管理员，先得进修一年半载的侦破术。这里需要猫的敏捷，老鼠的机警。阅览室的老师自认不具备福尔摩斯的天才，于是顾不得雅观，在书架和学生之间装修了一道铁丝网。呵，万能的铁丝网!从此天下太平，有失体面的《告同学书》绝少再版，而我也绝少再上那里。我留恋手指滑过书脊的愉快。
看书困难，买书也颇不容易。心存不满的同学诽谤书亭的“小老板”，说他“狗眼”。我使劲看也没看出所谓的人模狗样。说来也可怜，他不过藏起几捆书并说了句“没有了”罢了。平心而论，他是个有才的人，应当让他去哲学系讲授辩证法，讲“有”和“无”的既统一又对立的奇妙关系。或者调他到杂技团，表演老少咸宜的“忽隐忽现”。
……过去了，这一切统统过去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将最后一次走出校门。再过几天，我将去那个专管“路沟桥”的工业局报到，从原先的集体所有制一跃而起，到达那种全国通行的所有制。我将重新获得工资。我要走了，带着那顶百孔千疮的蚊帐及帐中的俘虏，带着有校长签章的毕业文凭，带着我对校园的记忆。
我不会忘记，那个为争一个定义而摒弃礼貌的黄昏。不会忘记，小刀切开西瓜后的欢呼。不忘记打完针还给揉上一阵的好心的护士。不忘记实习中学的讲台。不忘记代我抄稿的同窗。不忘记朴素的老师，快活的工友。也不忘记师生告别会上，“妈妈，妈妈，看看我吧”的歌声。一个星期来，我在许多递过来的小本本上留言，然后签上名，然后写个我家的地址。我又一次登上教学大楼的楼顶，从高处俯瞰校园。我曾缩在那个不怎么干净的角落，构思我的小说。负责编辑校刊的同学，一连几个月为我奔走，到底没有成功。我感谢一切心地善良的人们。
我用自己的笔留下了一幅缺乏诗意的风俗画，立此存照，让看到它的人们日后有一个比较。我国东山再起的高等教育，正是从令人痛心的残骸上开始了它的新生。我不能同意墙报上的那首《校园一片好风光》，它太浪漫了。让我们现实些吧。校园里有多如标点的粗话，有精心策划的作弊，有拿钱不干事的教工，有虽经十年拼搏依旧余勇可贾的学员。当然，也有名实相符的三好学生，有志士仁人——他们是希望。
离校时的心情总不如入校时开朗。人之常情。我知道有几个同学会哭着走出校门，他们已经躲在帐子里哭了几天。他们之中也许有人不服从分配，很可能。这不能伤害什么人，确切地说，只能伤害自己。我极不善于劝慰人。同情是人类的美德，但我既然没有和他们调换工作的勇气，就不要多嘴多舌吧。
我们走了，会有人来的。这复苏的校园宣告了对一种新型秩序的肯定。积土正在清除，草皮已经运到，“租界”就会消失，压路机可开始施工，大门口多余的牌牌即将一一摘下……
我们是首届。我祝福从此开始的千届万届。
1980.8.8
因为股市猛地热了起来，有个词的使用频率也就突然增高，这便是——套牢。譬如不要命地扑进股市，盼它日长夜大，谁知它非但不大，反而小了下去，这就是套牢了。套牢之后或者忍痛割肉，壮士断臂，丢卒保车，或者装死，以待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死灰复燃。凡是玩玩股票的人，没有一个喜欢自己被套牢的。可是，凡是玩玩股票的人，没有一个缺少被套牢的经历。
股市真是人生的大课堂。收市之后，要是将眼光放得大一点，定睛一看，人生真是何处不套牢。生而为人，自从有幸造就为一枚受精卵，就被子宫套牢了。呱呱坠地，就被衣服被奶头套牢了。后来，被幼儿园被学校套牢。工作了被单位套牢，结婚了被家庭套牢，拍照被照片套牢，睡觉被被子套牢，死了被骨灰盒套牢。甚至离了婚，依然是个有婚姻前科的，写起征婚启示来必须交代一句──“有短暂婚史”云云，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解套。
说起来，人总有一点贱，有些套子是自己要去钻的。股票是自己要买的，婚是自己要结的，国是自己要出的，儿子是自己要生的。假如买不到股票，人是会抱怨的。假如生不出儿子，人是会沮丧的。至于出不了国，人是会恼火的。有朋友终于拿到了美丽的绿卡，然而立即愁眉苦脸起来。问一问，说是原本穷学生一个，万事没有关系。而现在要以一个美国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中国人的自己，车是什么车，房是什么房，衣服是什么衣服，工作是什么工作，等等等等。原来绿卡也是个圈套。这么一说，做人就难了。得到了朝思暮想的东西还要犯愁，甚至更愁，这世界真没有道理好讲。
仔细想想，人是不能没有一点东西将自己套牢的。过于自由，心里就空落落的，魂不守舍，食不甘味。这种那种的孤独就要来咬人。人不是被这个套牢，就是被那个套牢，小学之后还有中学，一套接着一套，彻底的孤鬼儿一个是不可想象的。有种说法总是不会错的，凡是活人必然是套中之人。婚姻不顺利的人，工作就非常投入了。不用胸罩的男人，就要去刮刮胡子了。人总要在什么地方显显自己的价值，不被什么套上一套，怎么还活得下去？
一旦被套牢，要解套就难了。失业或失恋的人儿，明明是解套了，但心里总是想不开的。可见，解套除了要有智慧，还要有勇气和毅力。比如本人是被香烟套牢的烟民，二十多年中一再作解套状，然而偏偏还在套中，所有的区别只是香烟牌子的不同。既套之，则安之。我安慰自己，世上的事情非常难说，这里好容易拔出来，那里说不定就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圈套，说不定后悔终身。古人的智慧真是无穷的，连“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故事都想出来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人生的最大的圈套是自己铸成的。自己套自己是最没办法想的。我的一个朋友，热爱炒股，小有进账。但他拨起算盘总是盘算自己理论上应该赚多少，而实际少赚了多少。这样的算法太严酷了，自己永远是个被告。“那时候，我要是……”便是这类先生典型的语言。我劝他何苦和自己过不去，我们不是神，总会犯点错误。即便亏了血本，只要不将性命搭上，总还会有翻本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信念，生活就无往而不笑了。我的朋友自然是听见我说的，但心里忍不住还是惦记那飞走的铜钱。钱真是一个最坏的套子。
人生在哪里埋伏了圈套，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有的圈套是绞索，有的是救生圈。因为我们总要活下去，所以也没什么可彷徨的。既然无论如何都只是一个套中人，那么我们就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当做游戏来玩玩，仿佛是个艺术体操的运动员，将自己于圈套中出出进进，还不失时机地来一个劈叉。请注意心情的放松和动作的节奏，即便听不见雷鸣般的掌声，也会有身体的快感。
1993.3.29
晚上去了一所大学，和同学们说话。回来家里静悄悄的，天天已睡觉，台灯却亮着。灯下，有张纸条，纸上是歪歪斜斜的铅笔字：“亲爱的爹爹，请把五元收下吧，等年底请给我一张10元的钱。天天。”
女儿用了写信的格式，那个“等”字她写不出，用了拼音。那个“五”字是中国字，“10”却是阿拉伯字。
不知为什么，看着这些字，我心里忽然难受起来。
出门前我给了天天一个月的零花钱。这规矩是从她上学时开始的，起薪三元,每年加一元，现在加到了五元。她平时很少用钱，往往就投进了储蓄盒。她会高兴地拎拎那个盒子，要我也拎一拎，体会它的沉重。她还会操心存在我这里的压岁钱。我自然是古典的，以为孩子的节俭是种美德，家长应当支持。她怀着满心的喜悦，看着几分变成一角，几角变成一元，她盘算着节约两个月，就可以有一张十元的纸币。然而我的心里是不赞成她储蓄的。我很难向她说明，一元钱在这个小盒子里放一年，就缺了一个角，放两年，差不多没有了一半。她只知道一就是一，怎么忽然就变成了零点几呢？说真的，这样深刻的道理大人往往也很难弄明白，对一个孩子就更艰深了。我难以教她货币保值的方法，因为我也不懂，这样的功课对她真是太早太早了。
我的朋友对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什么可多想的。是啊，我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中国的经济在变轨，从长远看，全世界的货币都在贬值。有很多的道理，很现成很有说服力地放在那里。可是，老天爷，不管有多少道理，我总觉得，将小孩子手里的小钱变得更小是非常糟糕的。我不能毁了她的小小的希望。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自己给她发放保值补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只能这样了。
1994.10.31
听妈妈说，我出生在上海中山公园对面的弄堂里，那是条洋弄，可惜我生在其中的汽车间。我的命运大半与此有关，于是总像汽车一样不得安宁。我家早先住过像样得多的房子，是亲戚出国让给我们的。我没赶上那个时候。那时的洋房住起来很贵，母亲去请求将它换成生我的三间汽车间。现在，是很想将它换回来的，可是行吗？
在汽车间里没住多久，因为隔壁的厂子要用我家的房子，我就像汽车一样开出去了，开到江苏路上的一个假三层上。说好还有一个亭子间，但亭子间的住户不搬，母亲也就不要人家搬了。我从那里开始记事，记得最多的事是伏在晒台上看弄堂以及爬上屋顶看风景。我的两个姐姐从这里嫁出去。我们搬了一次家，住到结构好一点的房子里。那儿开了窗就见别人的窗，邻居见面不知该打招呼或者笑笑或者干脆当作不看见，于是，窗帘变得要紧起来。
那时候，我曾去千里之外插队落户。起先住破旧的小仓库，后来住进新盖的草屋。墙是泥垒的，有点歪，就在墙身开一道口子矫正。墙湿，会出其不意地长出野草。我们是五个。地上经常很脏，因为谁也不会把它当家。我是第一个离开的，当时的术语叫“病退”。刚回上海时，每逢下雨，会想到草屋之上的天空不知下不下雨。要是下了雨，得用盆用桶用碗接着。
习惯了在窗帘背后的生活之后，我住进大学的宿舍。七个人一间，冬天的清晨屋里弥漫着一千种臭味。后来搬到住两个人的宿舍，感觉好得就差昏过去。每天晚上可以看书到凌晨，问问同样不睡的伙伴还有烟没有。很可惜，离毕业不远了。
我的小姐姐也要结婚了，我家就由江苏路搬到天山新村。这次是两间，还用上了煤气。再后来，我自己也结婚了，借住在丈人家的九平方米小屋里。
这是我第一次成了家，虽然很小而且并不独立。有家的感觉还不错。住得一长，竟有了强烈的“户主欲”。当然，我不想篡老丈人的权。就在女儿将要降生的时候，传来福音，市领导特批了一套房子给我，只是在浦东。谢天谢地呵！
房子很实用，两间朝南的房间有三十一平方米，有阳台，有四个壁橱，有卫生间，有可以吃饭的灶间。房子在不高不低的三层，而且前面居然没有遮拦。离老隧道口是十分钟的路，慢慢走去就行。站在空荡荡的新屋里，觉得一墙一砖都十分亲切。将门关上，这是一个完整的天地。
那么就收拾吧。小姐夫带了工人来装上浴缸，铺贴马赛克、地板、瓷砖、墙布，装上纱门纱窗。我的可怜的书可以从各个角落钻出来，一律站到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上。装上两个吊扇，甚至装了两个电子石英钟。买钟的售货员问我要两个钟干什么，我说我有两间房，她摇着头像要叹气。房子的话题在上海太敏感了。
在装修房子的三个多月里，它变得一点点像个家了。我睡在新铺的地板上，想：原先的窝囊一定是住得太小，现在可以出口长气了。家终于搬来了，三个人很幸福的样子。可不知到底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家，等到有了孩子有了大的房子有了齐备的生活资料时却散了。现在，轮到我“独守空房”，享受着一般上海人无法企望的空间。有时来几个朋友，住上一夜，临走夸这儿真是难得的好地方。
我决定还是搬到浦西去吧，理由很简单，我挤车时挤不过人家，最好还是骑骑自行车，但从浦东出发实在太远了。换房真是比相亲还难。上海人在房子上是最吃不得亏的。有天来了个电话，说有二十六平方米，在南京路旁。一听高兴起来，离我工作的巨鹿路作家协会脚一滑就到了。忙去看，主人说是二十四平方，心里就凉了一凉。看房要带把卷尺的经验是他人教我的，于是一五一十地量，量出二十二平方。看来看去，又看出毛病若干，最后还是割爱了。一把卷尺就这样坏了我的好事。
看房子和介绍朋友大概是一样的。说得想得太美，一见之下不免失望。要知道，失望和失恋一样苦恼呀。
如今，我还是守着这个家，守着浦东。也许有一天，会冒出个一见钟情的房子，那就立即搬家。也许有一天来了运气，娶个浦西有房的好姑娘，那就更不费事了。要么娶一个有本事换房的姑娘，那也一样。
平生住过的房子不可胜数，有的一二日，有的十余年。住得越长，留下的情分越多。每当我走过老家的弄口，总要停一停，看一眼那个晒台和那个尖顶。听到乡下的草屋已被拆去，心里像失落了什么。过去的岁月储存在这些或大或小的空间里，等着主人来记忆、重温。那些永不回归的柔情与欢愉渗进墙砖。人们在房子里或聚或散，在房子里生儿育女共度此生。城市人远离自然景观，没有“家乡”的概念，他的情感所维系的就剩下这些建筑物。他们忘恩负义，一次次搬家。我常常觉得房子像一只船。像船中的石舫，不摇不动，也像舢板，起伏漂荡。我是一个不高明的船夫。我的船一只只驶远了。我不知命运会给我安排什么新船。从汽车间里走出来的我，注定会像汽车一样飘泊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报废前我一定会想起那些曾经容留我的空间和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们。为这些房子和这些人祝福。
198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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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爸爸找到这张照片了！
这是我住得最长的一个地方，从婴儿时住到17周岁去插队落户。
我在梦中常常回到这条弄堂。
江苏路733弄，属于曹家堰居委会。后来搬家到江苏路延安路口的673弄。
这两个地方都已拆了，一处成了马路，一处成了绿地。
这是老房子惟一的一张照片。山墙上原本无窗。当时，左右两边都是一二层的平房。弄堂很窄，地上是弹格路。照片上的电线杆倒是原来的。
我家在三楼，是“假三层”。我常在晒台上玩。我在文章中写过，爬上屋顶，去看国庆放的焰火。那时的上海没几幢高楼，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最近，一个朋友写我，题目是《这样的男人》，写我的服装。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这样的男人哪里用得着和他讨论什么服装。
说起来也真是，世上如果都是我这号人，服装公司就没有饭吃了。本人住在这样的街旁实在是浪费了。弄口就有一家时装精品屋，大大的橱窗玻璃，夏天把空调开得呼呼的。走过时，我总要朝里面望一眼，那一件件一套套挂着的衣服果然十分美丽。据经常进去浏览的人士说，价格当然也十分昂贵。我朝里一望就望出了感慨，这么好的购物环境，常常看不到顾客，甚至浏览者也罕见。弄堂的另一边是烟杂店，虽然土气，倒是从不乏顾客。看起来，在中国人的心中，吃还是比穿要优先，低档比高档更受青睐。
虽然我买不起那些好看的衣服，即使买得起的话，我还是爱穿老头汗衫，倒并不反对别人将那些美丽的服装穿出店来。这些年，走在街上，时不时冒出一点美丽让我看到，实在也是很悦目的事。没想到世上有这么多的颜色，人的视觉细胞真是一只也没浪费。况且，穿在人身上的衣服要比在服装店挂着漂亮多了，难怪服装发布会从来用真人当模特，而不是摆出几件玻璃钢模特了事。
而今，彩照普及，彩电普及，人已不甘心只表现素描关系了。穿五彩衣，画脸画手画脚趾，都可看作相同的动机。汉语有个词叫做“夺目”，造得真是生动，将别人的目光夺过来，甚至将目夺过来，很夸张也很确切，正合一些人的心态。不知为什么，人忽然就不想默默无闻了，他们羡慕歌星，羡慕台上的一切。人们走在街上，将街头当成一个大舞台，努力招徕视线。争艳斗奇，竞争在无言中进行，一切在一瞬间决定和结束。这样的演出，永不衰竭的演出，想起来也是惊心动魄的。
我有时站在十字路口看望过往的行人，行人令我百看不厌，每次都会想到一些事。他们如浮云聚散，是在说明日的天气还是什么也没说?我看他们的服装、步履、神态。我想，所有的变化，任何深刻的变化，都在这街头的一分钟中。我看人物之间的关系，看陌生人肩膀与肩膀的应答，也看吵架者的动作。特别有意思的是，穿得光鲜夺目或温文尔雅者的吵架，演出终于中断，演员们回到了本色。不必听他们的言辞，光看手势就很有趣。假如塞起耳孔，使面前的情景变作无声片，变作慢镜头，就更精彩了。这也是演出，即兴式的，突然开场又突然告终。可惜没人拍下资料。一百年或一千年前的人，是不是这样吵架？
都市里充满着这样的男人和那样的女人。走到街上，他们并不自知。他们没有料到，自己在诉说许多故事——哪怕穿着老头衫默默来去。
一辈子吃过许多东西，其中也有几样希罕的，可惜怎么吃的，味道怎样，全都忘记。唯有那次吃猫，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文革”时，我已升入中学。每天的课程是读读《语录》,斗斗“牛鬼”。课余踢球打牌，日子过得飞快。只是正值青春期，新陈代谢旺盛，非常贪吃。同学几个凑在一起，都想哪里弄顿好的吃吃。当时尽管革命了，东西仍要钱来买。学生的口袋里没什么钱，。大城市没有野物可猎。城里最多的动物是人。开起批斗会，大家叫口号，把某某人“红烧”、“油炸”，那是出气，无法解馋。
老天可怜我们了。一位姓郑的同学来报告，一头野猫又胖又大，近来常窜到他家的院子偷食，见人也不害怕。或许它也在青春期，吃，是第一冲动。
好啊，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食物！
欢呼之后，大家突然都不作声了。
按照当时心照不宣的禁忌，猫是吃不得的。在上海话中，“猫”与“毛”同音，曾有人在自己家里打猫，被邻居告发，立即揪出来，定性为“阶级报复”，那下场可想而知。打且不行，何况是吃。
我们年纪虽小，当上“牛鬼”是何下场，人人明白。一升入中学，每天上午的课程总是牵一头“牛”到班上来斗一斗。那“牛”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辞，不外是自辱与请罪。可是，我们实在太太太想吃了。不提也罢，一旦知道有只肥胖的野猫没人去吃，心里非常难受。不用说，我们决无任何政治动机，只是营养不够，只是
太馋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也会原谅的。
后来的事就简单了。逃课自然不成问题。诱猫，捕杀，剥皮开膛，打酒，看火，放哨，人人都干得十分自觉。男孩不懂烹饪，就将猫剥洗后放入清水白煮。等待是很心焦的，不时揭开锅看看。香气渐渐起来了，那味道叫人心惊肉跳。
幸福的时刻终于降临了。
一只猫，五六个人，三口两口就吃完了，骨头也都嚼烂。干了几次杯，酒也喝光了。大家兴尤未尽，于是喝汤。从前听人说，猫肉是酸的，其实不然,汤都不酸。
见大家吃完，杀猫的同学才说：
“刚才，猫杀掉了，眼睛就是不肯闭，盯着我……”
他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我们也被吓着了，大家无话。
众人起来打扫战场，毁尸灭迹。所有的残渣连同猫皮猫头一起包起来，扔到几条马路以外的垃圾箱里，以防追查。大家赌咒发誓，谁也不说出去。
对百无聊赖的中学生来说，这即便不算壮举，也是一大新闻，值得吹嘘。但我们硬是谁也没有说，后来彼此闹翻了，仍没任何人提起。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只猫好像从未存在过。
只有我们知道，猫是真的，尽管从不提起。那块吃下去的猫肉，仿佛永远梗在腹中，常常想起它，想起就不舒服。
这头死不瞑目的猫呀！
1990.7.24
此文我曾给香港媒体，被猛烈谢绝！
给大陆媒体，把猫和毛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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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网站 CEO 老皮皮
陈村摄影
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replyid=527432&id=8183&page=1&skin=0&Star=99
谢谢沪生:)
还有额,对伐.....?_?
再来点呀,广大居民才翘首以待哦~^&^~
[em02][em02][em05][em15]
那天收到出版社的信，拆开一看，说是请奉献“我的第一封情书”，不免吓了一跳。到了我这般年纪，再谈什么“第一封”，实在羞煞人也。因为信中有许多不由我推脱的好话，我便想逞一次能，于是仔仔细细地回想着。令人遗憾的是，我真的记不起哪封是第一封了。当年还太小，看到心有所感的女性，没想起来可以写一通情书（经常买邮票是以后的事）。其实，即使给女同学写信，第一封信也决不会是情书，那时的面皮较薄，无非想求得联络，告诉自己的存在。至于什么时候才斗胆“情”起来，非常不容易确定。何况，当时是大革命的年头，情书前要引一段“最高指示”，结尾处要“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很煞风景。我的一位朋友谈体会，说她当时的结尾是“战地黄花分外香”。那一定是写出点情感窍门来了，很有味道。
我这辈子写过无数书信，其中想必有情书若干。可惜写了就寄走，并不留存根。情书是不作兴退回的，所以迄今手边已无半封留存。虽说版权属于自己，但交他人处理，或珍藏，或毁弃，由不得写信的人了。
情书也是书信，总得坦白，自然。如心中有鬼，这信很难写好。最最要命的是什么时候说“我爱你”，说早了，把对方吓出病来，说迟了，人家已有意中之人，白白成了个第三者。这学问简直太深奥了，谁都会失眠几个小时——只要他有足够的真诚。其实，如果双方心中都怀着爱，必然是敏感的。星星点点的暗示会放大成一轮太阳。最后，“我爱你”只是一个程序，一个句号。
我很羡慕有的人白发苍苍依然多情，如歌德，所以他是伟大的诗人。男女之爱是人世最基本的爱，心灵枯萎了，是没法去好好爱这个世界的。拥有想写情书的心态是年轻的象征。感情垂垂老矣之时，别说情书，连一封心平气和的信都写不起来。说到底，我不是个写情书的好手。这是与生俱来的能耐，学也学不到的。会写小说也没用，情书不能编出来。小说是写给大家的，情书是写给一个人的。情书有特定的对象，不可指鹿为马，有些好话不一定合适。如对方正好前额较高，或者头上有块亮疤，立即会怀疑你在讽刺。情书中是万万容不下讽刺的，一句话就能将一辈子的好事给搅了。你说伤心不伤心？
其实，情书无非是传递自己热烈真挚的情与爱。俗话说，爱情是盲目的。真的爱到盲目，那情书是绝不会好看的。无非是些套话，一些老式比喻。在情人看来，什么都有象征意义。所以，语无伦次也是一首好诗。在这时候还能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者，要么是天才，要么是骗子。
假如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都怀着写情书一般的情感，世上的纷争一定会顿时寂灭。当然，这不过是梦想。
让情书就一如既往地悄悄地写，悄悄地读吧，千万别闹出个“情书大奖赛”，那要多悲惨有多悲惨。
1989.9.4
两年前的夏天，我看了一个话剧，写了一篇文章：《百年留守》。这篇名成了我最近出版的一本短文集子的书名。时隔两年，话剧复排，又去看了一遍，还想再写一篇文章。这个话剧便是正在上演的《美国来的妻子》。
上次我在文章里谈到的是中国男人的留守。这次，美国的妻子又来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在看话剧的时候，我想，那些还在关注爱情或家庭的人，那些对“男人和女人”这一永恒的话题困惑的人，那些有点“小资情调”的人，不妨也坐在剧场里，看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心事。
一对夫妻，他们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的，结了婚，有了儿子，他们还以为会白头偕老呢！用一句俗话，简直是一桶国际大浆糊，一家两制，七捣八捣地捣得分手了。甚至直到分手，还硬说他们有爱。爱简直成了一种下流话了。既然有爱何以分手呢？既然有爱何以会爱上别的异性，会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去当洋人的情人？真正奇怪的是，这一切是自愿的，甚至他们的分手也是自愿的，当然有些不愉快，但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欲罢不能。一切都很好商量，唯独被伤害的感情还固执地不识时务地发出不谐和的声音。即便是这样，又能怎样呢？我在戏中看到我们这代人的无奈。美国来的妻子也罢，留守丈夫也罢，不美国不留守也罢，大家都糊涂了。
演元明清的林栋甫常在电视上看到，在焦晃之后还敢演这个角色，我为他捏上一把汗。一见之下，发现他演得真是很好。他将这个人物的无奈感表演得像真的一样。美国来的东西太多了，连妻子都是从美国来，事情就很烦心。这样的一个男人，原先是不能干，挣不到钱，出不了名，无权无势的，那个好女人不嫌他，和他结了婚，给他生了儿子，他还想怎样呢？那好女人走了，他变得不仅不能干，连说也不能说了。倒是想要振振有词的，振振有词又怎样呢，何况振振没词。林栋甫将这个“振振没词”演出来了。他的本事仅止于生一个儿子。既然活得没精打采的，儿子也就不归他所有了。沈敏所演的汪文君收回了她的所有，准确地说，收回了她自己。一个人要收回她自己，别人怎么能说话呢？沈敏在台上走着，她很美丽，是一道风景，让我们觉得这两个小时过得很快。但她又代表了一种威胁，一个你身边的女人，一个你唯一的仅有的女人，她要收回自己了，你还有什么可以献给她呢，你除了喝酒还能怎样呢？她已经嫁给美国了，你已经不能拿她怎么办了，还是让她早点去他的吧。
爱是需要专心的，当爱夹杂着太多的功利时，爱就被稀释和融化。要是稀释到淡而无味也好了，要是融化到了无踪迹也好了，可是，在爱情的晶莹的大雪之后——那是怎样的雪啊！——留下的是泥泞，是肮脏的脚印。这脚印原本也可说是干净的，平平常常的，但那是踩在这样的雪地上，只能被视为肮脏了。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是深爱这雪的，但我们不能永远静止不动。上海的豫园有一处景点名为“静观”，据说雪天是最相宜的。但我们不能永远呆坐着静静地观赏。我们要生活就要走路，就会在雪地上留下自己的和别人的清晰的脚印，留下兽类的爪印。一个脚印就是一个黑洞，一个个黑洞像一只只幽怨的眼睛瞪着你。太多的脚印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黑洞，分不清边缘，分不清到底是谁踩的。没有人为这么大的脚印负责。我们在雪地的残骸上废墟上一边乱走一边哀悼它的消亡。当然，路还是有的，也就是老天再降一次大雪，将一切的伤痕和丑陋掩埋。戏里正是这样安排的，而这一次，雪消融得更快。
剧本中，女主人公是踩着一地的炮竹的红红的纸屑离去的，去她的阿美利加。炮竹升起在空中，发出一声声炸响，在灿烂而辉煌后破碎，炮竹的尸体就像一条红色的地毯。这个意象当然很好，但我更欣赏自己的雪地的憧憬。天降大雪，纷纷扬扬，天地间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定格，教人欣喜也教人忧伤。看着这雪，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愿将这雪地的想法卖给剧本的编剧张献，只要他肯给我一元钱。我将这白花花的一元硬币放在我的电脑前，它将给我雪地的错觉。
1995.8.24
几个月前，听张献讲过一个有趣的念头。他讲到期货，物质的期货和人生的期货，讲到人们热衷于倒卖那些还在空气中漂浮的东西。说到得意时，他声音提高，手舞足蹈。好极了，一个戏就这样有了。假如我们这个城市还有戏剧天才的话，张献便是天才。
一群信奉今天信奉现货的人，出发去炒期货了。他们能炒出什么来呢？魏晋人出现在张献《美国来的妻子》中的元明清之后，他似乎期货和现货都不相信。他有悲哀，还有大于力气的口气，他不明白自己是什么货色，就将他人一律看成货色。他总是有道理的，然而他总是没有位置。钱使丝黛拉变得疑惑，用金钱包装之后鄙视金钱的雨果也在疑惑，这使得他俩的爱情犹如投资。唯有那个身份暧昧的卡门敢作敢为，于是令人羡慕地活得轻松。整个戏的人物无疑都是被钱坑了，连卡门也不例外，一张支票彻底改变了她的做人准则，她也找不到位置了。
是啊，今天没有位置其实也不要紧。明天是不是还真实地存在，我们已经糊涂了。为此，需要证实。楼上不是还有妈金吗？去炒妈金吧，将生命炒向远方。只是生命悬挂在远方，今天晚上能睡得平稳吗？
1994.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