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笔者有幸参与了“上海龙华庙会及其传说”申报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程工作，受益匪浅。以下这篇文章就来自笔者在此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对上海龙华庙会在现代都市中心区域存在原因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民俗学专业博士生 毕旭玲）
摘 要 上海龙华庙会是华东地区历史悠久并沿袭至今的传统庙会之一，它是商品集市、民间信仰和民间娱乐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庙会。龙华庙会最重要的特点和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区域延续发展下来，并且保留了一定的传统文化特色。本文认为龙华庙会能存续到今天的原因有六个，包括：优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成名期早，发达的商品贸易，文人的传播，政府的参与指导，对现代城市人而言是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空间。
关键词 龙华庙会、都市、文化空间
上海龙华庙会是华东地区历史悠久并沿袭至今的传统庙会之一，它是商品集市、民间信仰和民间娱乐三者相结合的综合性庙会。龙华庙会以龙华寺为中心，主要分布于上海市区北起龙华路茂公桥（华容路口），南至中山路（今龙华西路）和天钥桥路相交处的长达千米的狭长地带中。龙华庙会最重要的特点和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区域延续发展下来，并且保留了一定的传统文化特色。这一点与我国大多数存在于城市周边或乡村里的庙会是有很大差别的。它的存在体现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对立之外的共存与融合。那么龙华庙会能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存在发展到今天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是否对我国其他地区的传统庙会今后的发展有所启发？笔者带着这两个问题，对龙华庙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一番考察。
龙华庙会现所在区域为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街道。徐汇区是上海市区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心区域之一。龙华街道即原龙华古镇的中心区域，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龙华古镇所在地区，在三国时代已经出现“龙华荡”的名称，东晋时又出现了“龙华港”的名称。唐代，龙华地区先后隶属信义、昆山、华亭县。此时，随着人口繁衍和自然村落的不断扩大，龙华集市逐渐形成。五代，“龙华村”名出现。南宋成淳三年（1267年），建上海镇；元初，龙华已成为古代邮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街市已初具规模；明代，龙华已建成十分繁荣的市镇，龙华庙会业已成名。从形成历史上看，龙华古镇的历史要早于上海的历史。在古镇逐步发展繁荣的漫长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积累、沉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龙华庙会所拥有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正是它能存在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文化事项发展的一个普遍的规律：越是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影响就越大，存续的时间也就越长。此外，龙华古镇还有着相当优越的地理环境。在明代，一条龙华港穿镇而过，东接黄浦江，西连漕河泾、蒲汇塘，是龙华古镇的水上交通要道。正是这条水上要道，一方面通过黄浦江连通东海，方便了人和货物的南来北往。另一方面，龙华港连接着漕河泾和蒲汇塘，使得龙华古镇与上海的其他地区之间有了便捷的交通途径。方便快捷的交通，无论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可以设想，在龙华庙会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许许多多的游人、信众、商品正是通过龙华港汇集到龙华古镇，而龙华庙会的影响也是通过龙华港向四面八方扩展出去的。这些是龙华庙会的历史和地理的优势条件，也是庙会能存续到今天的第一个原因。
龙华寺和龙华塔是龙华庙会的信仰和物质依托。龙华庙会能存续到今天，与龙华寺和龙华塔悠久的历史与显赫的声名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没有龙华寺和龙华塔的成名，龙华庙会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名，更不用说延续发展到今天。龙华塔的历史，据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的《龙华志》记述，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吴赤乌年间，康僧会求得五色舍利，孙权下令建造了十三座佛塔以存放舍利。龙华塔就是其中的一座。龙华寺的历史要晚于龙华塔，约始建于唐垂拱三年。[1]黄巢起义时期，寺和塔均遭到掠毁。宋代，吴越王钱俶出资重建了龙华古寺，后更名为空相寺。这是一段可以考证的历史，空相寺的界碑至今仍保存于龙华寺内。《云间志》也载：“空相寺，在龙华，张仁泰请于钱忠懿王始建，旧号龙华寺，宋治平年改今额”。后来，空相寺在元末的战争中遭到损毁，而在明永乐年间得到重建，并恢复了龙华寺的名称。经过清代的屡次修缮，龙华寺终于发展为现在的规模。龙华寺在明代已经是江南名寺，位列台宗十刹之一。[2]龙华寺与其他寺庙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对弥勒的供奉。龙华寺的第一殿是弥勒殿，供奉着汉化弥勒即布袋和尚的造像，其后的天王殿中还供奉着天冠弥勒的造像。也就是说，龙华寺里供奉的弥勒造像比普通寺庙中多一座。有人认为龙华寺是弥勒菩萨的道场，其原因，除了弥勒的供奉方式外，还有龙华寺的“龙华”之名。《弥勒下生经》、《法苑珠林》等佛经认为弥勒菩萨将会在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龙华寺究竟是不是弥勒菩萨的道场，笔者不予追究。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不断深入发展，龙华寺的影响也逐步扩大了。在佛教传入之前，龙华地区信仰的是以广泽龙王为代表的中华本土神灵。毁于黄巢起义之前的龙华古寺中，有专门供奉广泽龙王的一殿。[3]广泽龙王，据《龙华志》的记述，是龙华荡的本土神。康僧会路过龙华荡，认为这里是清静福地，发愿在此修建佛寺，便占据了广泽龙王的领地，并将广泽龙王收为护法神。这段传说，从信仰的层面上考察，表现了佛教信仰与本土龙王信仰的融合过程。龙华地区早先信仰的是广泽龙王（或以广泽龙王为代表的龙王），这与龙华地区水道纵横，民众大多从事渔业生产有很密切的关系。汉代以后，随着佛经的翻译和佛教故事在民间的流传，佛教神灵逐渐进入民间，并与民间的本土神进行了融合。在龙华庙会的众多传说中，“康僧将广泽龙王收为护法神”的传说便是对这一过程的具体生动的反映。在明代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和肃太后很重视龙华寺。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万历四十年，朝廷先后赐给龙华寺大藏经718函、范金毗卢遮那佛一尊、御书承恩堂匾一座和大量法器、庄严、古物、银两以及一袭等。龙华寺一时名动江南，成为江南名山道场，四方朝山进香者慕名涌来。龙华庙会就是此时成名的。[4] 因此，龙华庙会的成名是以龙华寺的扬名为契机的。这是龙华庙会能延续发展到今天的第二个原因。
据考证，龙华庙会在赵宋时期便具雏形。[5] 在明代，随着龙华寺的盛名远播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龙华庙会成名并逐步繁盛。到清代，龙华庙会进入全盛期。清人所写的不少诗词中都载录了龙华庙会的胜景。曹钟的《已丑上巳游龙华杂咏》其一中曾写道：“年年士女春三月，忙煞烧香吃素斋”。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中也描绘道：“香汛赶齐三月半，龙华塔顶结浓烟”。民间也有“三月三，上龙华”和“烧烧龙华香，投个好爷娘”的谚语[6]。龙华庙会的胜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4月5日的《申报》上曾刊登了一条标题为“昨日龙华游客之热闹”的新闻。新闻记录道：“法租界十六铺至徐家汇之路二路电车及沪闵长途汽车之龙华专车，乘客均拥挤异常”，“车辆、行人自上午九时起，无间断之时，及至夕阳西落，始见稀少。龙华大寺内香烟弥漫，钟鼓齐鸣。市场两旁停驻车辆约有数百”。这一年龙华庙会的游客极多，以至于需要警察出动维持治安：“该镇县警察四区分驻所会同龙华保卫团各派武装专警维持市场秩序，并派巡逻队分往各路，沿途保护”。
龙华庙会不是单纯的信仰活动，商品贸易和娱乐是与信仰几乎同等重要的活动。龙华古镇拥有四通八达的水道，一条龙华港几乎贯穿了半个上海。龙华港又与黄浦江相连，船只通过黄浦江的入海口进入大海，从而沟通了龙华和更广阔的地域的联系。在龙华庙会的几则传说中，都出现了“江西商人”或“江西道士”的形象。这说明很多江西籍的人都曾到过龙华古镇参加过龙华庙会。由此，我们不难推知上海周边的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民众也应与龙华庙会发生过广泛的联系。而他们与龙华庙会的联系，除了信仰层面的，最可能的就是商品贸易层面的。明代的龙华已经是商品贸易繁荣的市镇。庙会期间的市集贸易，无论从商品的数量还是种类上来看，都可能达到一年之中商品交易的顶峰。这种年复一年的定期的繁荣的商品贸易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口的大量流动。众所周知，口口相传是农业社会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而人口的大量流动势必导致口口相传的加速。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口口相传的积累以后，龙华庙会在华东地区的民众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降低了现代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入侵速度，使龙华庙会在繁华都市的中心延续至今成为可能。因此，发达的商品贸易带来的影响力降低了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入侵速度是龙华庙会得以存续的第三个原因。
观赏桃花的娱乐活动作为庙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为龙华庙会吸引了更多的人群。这些以观赏桃花为主的人群和以逛集市为主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前者以贵族豪门官宦为主，他们不需要在庙会集市上获得商品，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精神层面的享受。于是礼佛上香和踏青赏花成为他们在农历三月十五前后出行的主要目的。尤其是后者，更是追求风雅的贵族士大夫们喜爱的活动。清代曹钟有诗曰：“香消粉褪负韶华，宝马香车践踏加。我约小红无箇事，和泥和土扫桃花。”（《四月十八日重游龙华，春暮闲步花落感人》其三）清代叶廷琯也有诗写到了雅士们对赏桃花的热爱：“春风红遍万桃花，十里江波映海霞。何必便论堪避世，看花我欲暂移家。”（《春风红遍万桃花》两首之一）清代的海昌太憨生也在竹枝词中描绘了赏花的胜景：“游春胜会赴龙华，衫屣裙钗共一车。陌上妖桃红锦艳，东风十里路三叉。”（《沪上竹枝词：龙华》）同时代的朱文炳也有同名竹枝词一首，同样描绘了龙华踏青赏花的情景：“年年三月去龙华，大好春光赛车马。买得碧桃车畔插，却将人面映桃花。”（《沪上竹枝词：龙华》）从以上这四首诗词所描绘的内容可以见出清代人将观赏桃花作为一种精神享受，为了赏花甚至不惜“暂移家”。这些赏花人绝大多数是豪门官宦，才会有“宝马香车”，才能“赛车马”。这些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人群的加入，对于提升庙会的文化氛围起了相当的作用。游春赏花和吟诗做赋的行为在龙华庙会的民间自发的信仰、经济活动中参入了文人自觉的审美和文学创作活动。经过文人的创作，庙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得以通过纸质媒介进行传播。与口耳相传相比，纸质媒介的传播方式无疑是一种进步。它在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上扩大并巩固了龙华庙会的影响。因此，文人将龙华庙会纳入创作内容，使庙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通过纸质媒介传播，扩大并巩固了庙会的影响，是龙华庙会能延续到今天的第四个原因。
近代龙华庙会的发展遭遇过低潮。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上海道余晋珊在庙会前夕，以妇女成群结队去龙华寺烧香拜佛，男女混杂，间有住宿寺中，有伤风化为由，严令禁止妇女入寺烧香。这一年的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7]同年十月，上海道因同样的原因，又下令封闭了龙华寺。[8]第二年春，龙华镇各商店主联名呈文上海县衙，称“自封闭寺院后，远近市面日见衰弊，如此下去无力承捐”，请求重开龙华寺山门。于是，新任上海道袁树勋于4月5日下令启封龙华寺。[9]龙华庙会逐步复兴。到了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龙华庙会一度被日军取缔。民国三十年，中断三年的庙会经伪政府批准重新开放。
解放后，龙华庙会日趋兴旺。1953年，政府首次参与组织龙华庙会，并将其易名作“龙华物资交流会”。自此，龙华庙会基本上结束了传统庙会的自发性质，成为在政府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秩序的文化经济活动。龙华物资交流会在文革期间中断，到1980年才又得到了恢复发展。1985年交流会复名庙会，并首次由徐汇区举办。1987年，庙会升格为市级，称为“上海市龙华庙会”。
庙会是民间自发的经济文化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民间自发并不代表无序和混乱。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民间的庙会并没有在秩序上出现过大的问题，这说明庙会拥有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比如行会或商会对市集商贩行为的规范，又比如香会对求神拜佛的信众的组织。这些都体现了可贵的民间力量。但是，当庙会告别了其产生发展的农业社会的历史环境，进入工业社会的新时期，它的发展便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庙会是农业社会的特定产物。从经济层面上讲，它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产生的商品交换、流通的民间途径。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的极大丰富，民众已经不需要通过定期的庙会就能获得所需的商品。庙会的市集部分逐渐衰落。而它的信仰部分，随着科学观念在民间的普及也有渐衰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传统庙会衰落直至消失。与此相反的是，龙华庙会保留了下来，并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年复一年的兴旺发展。在形成这种情况的众多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非常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这就是政府对庙会的参与组织。在民众的文化自觉还没有产生之前，政府的参与对于文化项目的推进，往往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政府出面组织“龙华物资交流会”，龙华庙会很可能在建国初期就销声匿迹了。尤其是在龙华古镇的原有建筑逐渐被旧城改造工程改变了面貌，龙华庙会所依托的物质背景发生变化以后，政府的参与几乎成了龙华庙会存在下去的惟一支撑力量。而且，政府的参与的确促进了龙华庙会，尤其是它的市集部分的发展。1953年的龙华物资交流会有976家商户参加，其中私营占到95.2%，成交额为旧币5.7亿元。[10]1987年，庙会搭建营业棚6000多平方米，入会商家200余家，设摊450个（不含个体户），销售额1205万元。1989年庙会销售额增至1788万元[11]……因此，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龙华庙会依然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参与和指导。这也是传统的龙华庙会能存在到今天的第五个原因。
但是，政府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的地位。各级政府都把自己介入视为执政的一部分。由于这种介入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的功能，构成一种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可以以其强势地位，统辖全局。因此，政府的参与促进龙华庙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庙会原有的自发性、自主性、自我调节性的丧失。因而，政府参与之后的龙华庙会逐渐丧失了民间意义。政府的参与，还导致了庙会经济贸易部分过度发展而民俗部分弱化的后果。这一点从庙会的名字一度曾改为物资交流会上可见一斑。这些负面的影响是造成一部分学者忽视政府的参与在龙华庙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的原因。
此外，龙华庙会能存续发展的第六个重要原因是心理层面的。传统庙会对深居闹市的市民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空间，它给市民提供了体验传统文化和寻找心理慰藉的场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龙华庙会民众的目的发生了一种质的回归。很多民众并不是为了购物，他们的目的更多的是在对传统文化浓厚的兴趣的驱使下的体验。根据1991年发放的庙会游客调查问卷反映，“有53%的游客认为，庙会之趣在于一个‘逛’字，‘逛要有景可赏，要有民俗活动气氛，热热闹闹，趋众面乐，就舒心快意；其中，77.5%的游客表示，他们是专程来赏桃花，看景，体会民俗文化气氛。’”[12]这种回归的倾向表明：现代文化所缺乏的东西，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得到补偿。因此，仅从这一点来看，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共存共进也是极其必要的。龙华庙会是在现代化都市中存在的传统文化样式的典型，是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它的存在说明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并不排斥传统文化样式，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和恢复这种传统文化样式。
最后，本文要提及的是尽管龙华庙会存续到了今天，但今天的龙华庙会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龙华庙会了。最大的变化就在于民俗活动的几近消失。龙华庙会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民俗活动。具体有以下5种。首先是踏青赏桃花。从清光绪年间开始，庙会期间赏桃花就成为和上香礼佛同等重要的民间习俗活动。“车水马龙连日盛，游人大半为探花。”（吴保泰：《龙华寺》二首）“十里桃林红不断，画船常滞画桥西。”（清·曹钟《已丑上巳游龙华杂咏》其二）踏青赏桃花的活动为龙华庙会增添了无限生气。桃花的盛花期在农历三月十五前后，而庙会的正会日在农历三月三。为了赏花的方便，庙会的会期甚至向后顺延，改定三月十五为正会日；第二是妇女在庙会期间盛装出游。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妇女，很难有迈出家门的机会。而庙会正是一个可以让她们见识到外面的世界，可以一展风姿的好机会。在清末，这种妇女盛装出游的情形达到极盛，乃至于上海道以男女混杂、有伤风化为由，严禁妇女参加庙会；第三是在赶庙会的农妇中，还形成了插荠菜花的风俗。龙华一带的民间认为农历三月三为荠菜花的生日，农妇们都喜欢在鬓边插荠菜花。民间有谚语曰：“三岳三，荠菜花开赛牡丹，女人不插呒钱用，女人一插米满仓。”由于荠菜花的花期和龙华庙会的会期重合，在民间便形成了农妇赶庙会插荠菜花的风俗；第四是放生习俗。庙会期间，不少佛教信徒会购买集市上出售的鱼虾鳝贝等活水产品，然后在香花桥或龙华桥上将其放生。信众们在放生时，口中默诵佛号。[13]1980年以后，由于龙华港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放生习俗遂消失；第五是独特的上供习俗。在庙会期间，礼佛者所提供的各种净素食品几乎堆积如山。上香完毕，这些供品就留在佛龛上。后来，礼佛者在上香完毕后一般都将供品带回，或自享或分送亲朋，民间认为吃了这些沾染了佛气的供品，可以消灾祛病。[14]此外，在龙华庙会的发展过程中，还诞生了“龙华豆腐干”这一传统名吃。
在今天的龙华庙会上，这些传统习俗和传统工艺已经消失了。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如自然环境的变迁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了习俗所依赖产生的物质条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几乎是所有传统习俗消失的共同原因之一。那么，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和民间工艺是否就不能恢复或者说没有必要恢复了呢？传统习俗和民间工艺所代表的不只是习俗和工艺本身，它们更是“我们”的象征，是一个群体成为本群体而区别与其他群体的鲜明特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传统习俗和民间工艺的抢救和恢复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在龙华庙会中加入民俗文化活动。1988年的庙会期间，龙华公园内有灯会、江南丝竹、杂技、气功、踩高跷、舞龙、捏面人和剪纸等活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问题是这些民俗文化活动并不是龙华特色的，因此它们在龙华庙会期间也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是政府在组织龙华庙会的工作中亟待改进的，也应该是龙华庙会未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上海名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2、《龙华志》，成书于康熙十二年
3、历代上海县志，包括：明万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嘉靖上海县志、康熙上海县志、乾隆上海县志、上海县续志等
4、张青华、朱百魁：《龙华》，广陵书社，2003年12月
5、朱百魁：《龙华诗词》（内部资料）
6、《龙华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7、1987年民间文学集成《故事、歌谣、谚语集》徐汇区龙华镇卷本（内部资料）
8、上海通社：《旧上海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
9、《龙华庙会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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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上海通社：《旧上海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0月
[2] 参见《龙华镇志》，第16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4] 参见《龙华镇志》，第16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5] 参见《上海名镇志》第3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6] 见张青华、朱百魁主编《龙华》第68页，广陵书社，2003年12月版。
[7] 参见《申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三月初五，标题为“示禁烧香”
[8] 参见《申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十月十九，标题为“发封寺院”
[9] 参见《上海名镇志》第3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10] 《上海名镇志》第33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11] 《上海名镇志》第339—34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12] 《因时适势强化龙华庙会民间民俗文化氛围》，《龙华庙会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内部资料）
[13] 《上海名镇志》第336-33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14] 《上海名镇志》第33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