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那年,我6岁,上小学1年级,上的是白水荡小学。其实,我5岁时已在连元街小学上过1年,因搬家而转学,又因年龄小重新再从1年级上起。白水荡小学,坐落在无锡城中大王庙弄弄底,这条弄堂是人来人往的盛巷的一条横弄,长不过几十米,有一家“城中旅社”开在里头,其余全系住家户。弄堂,就是里弄、胡同,从前年月在尚无高层建筑的锡城密如蛛网。白水荡小学,老早以前是所庙宇,庙宇就叫大王庙,因此早年也许叫大王庙小学(杨绛有文写及),至于供奉的是个什么大王我也不甚了了。校门旁不远处有石砌水池,池边石刻“白水荡”三字(后来了解是古迹),据说与附近公花园(现城中公园)的池水相通。但在那时,所谓白水荡,只是一池供居民洗洗刷刷的脏水,天天有人在里面倒马桶。我家搬住大王庙弄,上学方便,有时分明听到预备钟声敲响,背起书包拔脚跑还来得及冲进教室不迟到。按理,日本投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我除了记得满街挂起青天白日旗,其余偏偏毫无印象。
(以下图片全系转帖)
我家无房产,向来租住人家房子。搬来前,原住靠近北门的“胡桥下”,那里是我的出生地。胡桥下是条沿河小街,河就是穿城而过的直河(建国后填平成为中山路的一部分),往南一直走就到连元街小学了。小小的我上学由爷爷接送,雨天路滑,爷爷驼我走,冬天寒冷,爷爷让我戴口罩。口罩日本货,黑呢料,菱形,上面有6个或8个透气孔,现在想来它就起个防寒作用。房东开“鸡鸭作”,宰鸡杀鸭,至今记得楼下地上一盆盆的鸡血鸭血。当时是敌伪时期,我太小,听大人讲过在我身上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我独自坐在门外小竹椅上晒太阳(冬天),一路人走过,一把抓走了我头上的新绒线帽。邻居阿大一眼看见,毫不犹豫追上去,让小偷吃了一顿生活。第二件事情是日本兵来通知家家户户去人开大会,到我家,我挥着手说都去了都去了……“胡桥下”今已不存,早已淹没在后建的楼群中了。

“鸡鸭作”在楼下,我家住楼上。5岁前的记忆很模糊,但推开后窗就是河道的印象非常深刻。白天,河港里船只往来繁忙又喧嚣,运米面的,运柴草的,运蔬菜的,运黄沙砖石的,运一坛坛黄酒的,整日里舟楫过往不绝……为争抢水路,船上人相互斗嘴争吵天天都能听到。妈妈用一根绳子从窗户吊下小水桶提上河水,可以用来拖地板。洗脸水洗碗水也就倒入河中。至于淘米洗菜洗衣服,就下楼开了后门走下码头进行。家中做饭全烧柴草,无论硬柴软草就在后门头船上大称称过,论担购买,卖柴人帮我们搬进来码放堆好。那时不知污染为何物,河水清得很,六月里下河游泳的大人小孩不计其数,我总是伏在后窗上痴痴地看。我若躺在床上一觉醒来,首先看到的,就是倒映在天花板上的水光波影……
讲起来吓人,家父进过日本宪兵队。事情起因,缘于他和他几个朋友在一家电料店里与一个做汉奸的熟人吵架,父亲骂他狗仗人势,他便领了两个东洋兵来捉人。父亲已经走在回家路上,不想就在街头被指认,日兵喊过来一部黄包车,坐上去,命我父亲坐其腿上,日兵双关抱住,就叫车夫拉往火车站宪兵队,另一日兵跟着车跑,汉奸则洋洋得意地目送。进去后,硬要父亲招认是抗日份子,不承认?挨嘴巴,睡水泥地,看狼狗咬人。后来家里人化钱转辗托了人情才保出来,还带回一张写有日文“共产 党容疑者×××”的纸头。饱受惊吓的父亲为此大病一场。抗战胜利,父亲在崇安寺亲眼目睹该汉奸被众人揍得满地打滚。我曾问,你那时何不也踢他两脚出出气?他说算了……还说,看到投降后的日兵终日打扫街道卫生,一个个垂头丧气、泪流满面的样子觉得可怜。这种怜悯心态,大抵和当年国民政府放弃战争赔款一个样。

连元街小学,名闻遐尔,有百多年历史了,就是现在在无锡也有名气。但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不行,我虽很小,仍清晰记得1年级无课桌,只有课台板,就是用长条木板铺就的窄台板。至于坐的板凳一律学生自带。妈妈为让我坐舒服些,将家中的一张小藤椅搬去,结果坏事,小同学你也来抢,他也来坐,坐上去还浑身乱动大喊惬意……辰光不长便基本散架。我是长子,上学是大事,记忆中我的书包是只小皮包,能背能上锁,出尽风头。可是也许是操作不当吧,有次上课了,我却怎么也打不开,可急坏了,好几个小同学还来帮忙。那时候,低年级学生用“石板”练习写字,用石笔在比书本大些的石板上划字,字迹比粉笔淡,但能写细小的字。这一种书写工具,估计是从日本传进来的,只有老年人有这种经历了……
白水荡小学每天要开“晨会”。也就是早晨上课前全校师生必须集中礼堂,由校长首先面对总理(孙中山)遗像默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然后转过身带领大家唱国歌(国民党党歌),下来再训话。那个礼堂,据大人讲就是从前寺庙的大殿,校长站立的小舞台很矮,学校一切文艺演出也在此进行。有两桩关于小舞台的事情记忆犹深。一次是高年级女生演出一个什么节目,她们化装成有老有少表演集体舞,谁知那个脑门画了皱纹扮演老妇的女生老大不愿意,又犟不过老师,只好一边抹眼泪,一边与同伴整齐划一地跳舞,看了真叫好笑。另一次不是游艺会,是学生演讲比赛,因此有老师坐在台上压阵(坐的小板凳)。有个穿旗袍的女老师大意了,让席地而坐的众多小学生大惊小怪,因为她的白色小内裤实在忒短小啦……
这次租住的是一幢旧楼。房东一家住里造,我们家住外造的一个房间和楼下的“起坐间”。楼上地板已老化,走上去“嘎吱嘎吱”响。楼下起坐间一般也叫客厅,既然两家人进出大门都经过那儿,客厅的意义无形消失。无非靠墙摆张四线台(比八仙桌档次低),我们一家门好在此一日三餐。厨房两家合用,就在小天井厢房的楼下。房东家富裕,他们的客厅里已经装有日光灯和吊扇,这在当时相当领先。在厢房的屋顶上有一个晒台,两家各有小扶梯可以通上去,那里有栏杆围起,是个晴天晾晒衣被的地方。无疑,晒台也是两家儿童们的游乐场所——生活在城里,可以放眼远眺的所在委实不多。我们嬉戏在晒台上,可以越过家家屋脊东张西望。譬如哪里失火了,就会看见远处冒出的股股浓烟,甚而至于听到救火车“当当” 的钟声。若讲热天要在晒台上乘风凉,那是不行的,屋顶上一天毒太阳晒下来,绝对像蒸笼。

(类似的弄堂房子,供参看)
住在弄堂内,每当三更半夜梦醒时分,常能听到巷子里传来“笃笃笃笃,当——,笃笃笃笃,当当当……”的梆子声和锣声,接着便是几声苍凉的喊叫:“小心火烛——前门撑撑,后门扫扫,水缸满满!”间隙的声响自远而近,又慢慢地由近及远直至消失。这是打更,无锡人叫敲更,是过去年代一种巡夜的职业。打更的更夫十分困苦,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屋,哪怕在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冬夜里,瘦骨嶙峋的身子披着补丁连补丁的破棉袄,他们仍然一手提一盏纸灯笼,一手敲着竹梆和镗锣,瑟缩着穿行于寂静无人的街巷里。到了阴历年底,我们就会看到手提灯笼的更夫挨家挨户来讨一点“灯火钱”。这时候,衣衫褴褛的他们倒是不卑不亢,因为他们不仅在深夜里时时提醒人们小心火烛,还起到惊吓夜贼的作用,地方上不可或缺。
过年了,一向寂静的弄堂里顿时闹猛起来,因为到处有人放炮仗啊。放炮仗,是我们这代人童年生活中觉得最刺激的游戏,大爆竹有危险不安全一般也买不起,便最喜欢玩便宜货中的拉炮和掼炮。拉炮两头有拉线,直舒手臂双手一拉就在眼前炸响了;掼炮像泥弹子,内里有火药,摔到地上墙上能炸响。儿童们好恶作剧,无聊的时候先是将拉炮去拴在对门许家的门环上,敲门后赶快藏起来,就等人家开门吓一跳。现在想想不应该,那种拉炮爆炸时倘若离眼睛过近是会出事情的……然而,我们这些顽童不肯罢手,还爬到屋顶晒台上朝许家院子里扔掼炮,特别是夜里扔,听到响还能看到闪光!直至许家门响有人出来察看才拉倒。呵呵,做了坏事情却无须负责的自得其乐是无法形容的。
其实,对门邻居是很好的人家。春节里,常常从许家传出十翻锣鼓和丝弦家什的鼓乐声,他们家兄弟伙好玩,懂音乐,会说书。再就是我们常见许先生送客出门,那是一定要连连鞠躬等客人离去才回进家门的。许先生的老派做法实际上已经过时,但他坚持始终,乐此不疲。许家还有几个比我大的小姐姐。我第一次见识留声机就在他们家,有个姐姐挑了张有各种鸟叫声的唱片放给我听,只见她手摇摇把上紧发条,唱头一放上去,哎呀,婉转啼鸣的莺声鸟语立即充满了房间,太神奇了。至于放歌曲,放戏曲更好听,就是老要更换唱头上的唱针有些麻烦。上世纪40年代,无线电(收音机)尚未普及,有留声机的人家也绝无仅有。那时的人,任谁也想不到今天家家会得拥有声光俱佳的电视机。

年三夜四,家家要“送灶”——把灶老爷送上天。我们的小脚祖母最虔诚,时辰一到,先铺一层毛豆秸在大门外地上,放上买来的花花绿绿的小纸轿子,将从灶头上请下来的灶老爷(一张画纸)放进去,就可以点火烧。说烧不好听,当时怎么个说法想不起来了。点燃毛豆秸“劈咧啪啦”一烧,祭灶时“吃”过糖饼点心的灶老爷肯定“上天言好事”去了。站在一边观看全过程,感到神秘而有趣,因为新的灶老爷,大约要过了正月十五再从街上买回——等于给他老人家放半月假?过后就放炮仗,兴致勃勃的祖母抱了我的妹妹在一边看。我燃放一只“地老鼠”,没想到这东西点着后“刺刺”的在地上乱窜,毫无章法,竟带着火星蹿到祖母棉袍底下去了,惊得老人家躲闪不及,害得我差点吃“毛栗子”……我和弟弟还玩“天旺旺”和“地旺旺”,前者就是空竹,后者像陀螺,都是竹制的会发出声响的玩具。

[em02]搶著 太師椅
向前輩敬禮![em15]
我父亲是独子,我的祖父母常从老家江阴后塍(现属张家港)来锡小住,年脚下请老人看戏他们最高兴不过了。崇安寺有一家“福安大戏院”,就在大自鸣钟西侧,买了戏票从小门洞进去,要走一段昏暗的走道,一拐弯才进场子。场子相当简陋,观众坐席就是长条的木版,无靠背。那个所在地处要冲,周围有的是茶馆、酒肆和商店,所以经常高挂“客满”牌子。当年锡剧叫滩簧,戏院里常演,也演京戏、绍兴戏、滑稽戏之类。开戏前锣鼓喧闹,演出时,乐队就设在舞台一侧;剧目内容良莠不齐,从《大劈棺》到《活捉张三郎》,从《纺棉花》到《玉蜻蜓》,无不鱼目混珠,掺杂了迷信和色情的糟粕。我们小孩子只看热闹,不懂好坏,最受不了的,倒是京戏开场前出来的“跳加官”,不说不唱,戴了面具只在台上跳来跳去装模作样。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戏院里可以吃茶吃花生吃瓜子。堂倌们还在观众头顶上飞毛巾把,不论多远,那可是一落一个准。毛巾把打开,热气腾腾地一块块递给看客擦脸揩手……
祖父生平好酒,一日二酒宁可不吃饭,亦即中晚饭时都需喝一点,吃饭反而是次要的。老人家每来无锡,妈妈总带我步出老北门到塘上给他买酒,瓶子是5斤装的大洋瓶,拷一次老酒爷爷能喝好多天。记得,人头攒动的塘上沿河一带热闹非凡,那里多的是大酒坊,酒从巨大的酒缸中直接打出来,酒纯价钱也公道。妈妈体贴老人牙口不好,无论荤素菜总是烧烂点,爷爷常常吃得眉开眼笑。至今忘不掉的是有次饭后他来了兴致,将2张骨牌凳倒置,让我两个妹妹分别站进去,找来扁担绳子将骨牌凳挑到肩上,就在楼上房间里转悠起来,我们为此开心得无以复加。祖父是木匠,干体力活不在话下,老人家在后塍街上大冬天赤膊拉大锯,门口总有路人驻足围观……家父16岁到无锡学生意,成家后,过年过节祖父母总要双双乘船来锡。而我和大弟弟,每到六月里也最欢喜一起到后塍去过暑假。

就是老北门
旧时代,苏南陆路交通凋敝落后,不值一提。而水路航运则相对畅通发达,无锡人去到近乡远邑,不少人以票价低廉的内河轮船为主要交通工具。那时,我们去趟后塍是件大事情,为了搭乘早班轮船,往往天不亮即需起身,清空老早赶到人头济济的大洋桥轮船码头,在昏黄的灯光下购船票、过跳板、下船舱、寻座位,安置好随身物品方能静候天亮开船。小轮船缓缓离开码头时的情景最难忘,那好像不是船动而是周围的房子景物在移动。当时一艘小火轮一般只拖带一两条或两三条木制客船,客船设统舱,中间紧靠的两排和靠窗的两排长条木板就是座位。轮船沿途停靠,除了上下客人还附带装卸货物,因此航速缓慢,船到后塍往往要乘坐一整天。坐船不无乐趣,如若听厌了众乘客操着乡音传播的各处奇闻,看够了各路跑码头艺人连说带唱推销的种种药品,大可透过船窗饱览两岸景色。船行一路,但见丛丛绿荫,白墙黛瓦,面水而筑的屋舍大多古风犹存。近观远眺,但见处处洋溢着宁静的乡镇气息,鱼米之乡的山光水色,仿佛一幅幅连绵不断的风景画,始终伴随着潺潺水声扑面而来……
房东家的祭祖排场自然不同,他们得先把祖宗画像一轴轴的悬挂起来。令人诧异的是,他们的老祖宗全部清朝装束,男的缨帽顶戴,朝珠补服马蹄袖一应俱全,女的凤冠霞帔,小脚伶仃,个个仿佛满清大官和诰命夫人,每每看得我汗毛凛凛……他们家年前还请蒸糕师傅蒸年糕,蒸桶、风箱、案板,闹轰轰摆开,从傍晚忙起一直要忙到近天亮。我始终不忘的是等着吃“胀粉”。“胀粉”,就是加了糖刚蒸熟的糯米粉,不揉不加工摘下来就朝嘴里送,那种又热又韧又糯又甜的滋味,至今犹觉齿颊留香。我们家无此排场,年糕多是舅婆(外婆)从南门乡下送上来的。那种脚踏年糕多不含糖,揉制时靠人赤足踩踏,外形不整齐,加上糯米含量少,吃起来口感就显得一般了。我们的舅婆是种田人,一生节俭,她送来的糕块硬得刀子难切动,煮到米粥里吃了经饿。哦!江南农民就是这样吃饱了下田做生活的。
房东家的主妇四五十岁,每天要请人梳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锡城里有一种行当是专门给女人梳理头发,那些被称为“梳头阿姨”或“梳头娘姨”的人多为中老年妇女,她们在“美发”方面有一手好技艺,往往固定有几家雇主,每天上午备了木梳、篦箕、骨针等一应家什上门服务。这些人还是流动的“小广播”,东家长,西家短,一边梳头一边传播各种秘闻逸事。飞短流长,大家不亦乐乎。那时,一般妇女不习惯上理发店,普遍梳发髻。请梳头阿姨到家里来篦篦头发,梳一个当时流行的“横爱司头”什么的相当时尚。那年代,普遍使用刨花水和凡士林替代头油,刨花水就是榆树刨花浸泡的水,有黏性。还见过梳头阿姨给女人“绞面”,用一根白棉线在手指间绕一绕,能将女人脸上的汗毛一下一下绞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妈妈年轻有文化,不欣赏这些老派做法。

大王庙弄,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弄堂,闹中取静吧。住户中有三两家有钱人,出门办事都乘坐“包车”。包车,就是高档的人拉黄包车,车夫自家雇的,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早晨先送小孩上学,回来再拉主人外出办事,然后再拉太太出门购物或拜客。包车夫有的还兼管门房和听差。此种人力车虽与普通黄包车在结构上大同小异,但它车身宽大,车座洁白,座后还插一支鸡毛掸帚。在车座两侧,则并列一对白铜风灯,夜里出门里面可点蜡烛。这种油光水滑的私家包车每当途经行人密集处,主人踩响踏脚板上的暗铃,车夫挤捏车杠上的皮喇叭,“叮当叮当、呜哇呜哇”,真正招摇过市、风头十足……童年时代的我,只随妈妈乘坐过揽客的黄包车,二人一车有点挤,但到底不用走路。拉车讲究技巧,车杠压得不高不低,靠着车行惯性半拉半滑行省力多多。黄包车约消失于1957年,被人踩的三轮车取代了。

建国前,无锡还是个县城。除开北门(胜利门),一出其他城门洞就能看见大片农田。换言之,真正的城区只在如今的解放路(原城墙所在地)之内,因此时称“小小无锡城”。然而,小城生活温馨而充满情趣,那时候,一旦弄堂口来了“木头人戏”,来了“猢狲出把戏”,来了变戏法的和卖梨膏糖唱“小热昏”的江湖艺人,我们肯定趋之若鹜,那是非要一饱眼福不可。至于走街穿巷的小商贩更多,多得眼花缭乱啊——随着各具特色的叫卖吆喝声,卖糖烧芋头的来了,卖桂花白糖甜粥的来了,卖甜酒酿的来了,卖孙巷上四角菱的来了,卖珍珠米、芋婆头的来了……我们哪能样样吃过来,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眼谗的时候多。但只要远远听到小笛子吹响,“换糖佬佬”一来就好了,我们多半会搜出家中的废铜烂铁到担子上换糖吃,看着饴糖做成的粗糖“叮叮当当”敲下来,心里那个高兴就别提啦。

一旦“梆梆梆”敲着竹梆的馄饨担来了,有些人家就拿着自家的锅碗去买。造型独特的馄饨担完全竹制,一人多高,一头是烧木爿的锅灶,热气腾腾地冒着水汽;另一头有几层抽屉,装着裹好的小肉馄饨,抓过来就能下到锅里。竹架子上碗勺作料齐备,顾客可在滩边站着吃,挑起担子就能更换地方。由于馄饨担状似骆驼,因此那时又称 “骆驼担”。无吃客时,担主抓紧时间裹馄饨,他用一支细竹筷,沾上肉馅,在现成的三角形皮子上一卷一裹,一只只小馄饨就出来了。吃客来到,现下现吃。馄饨担不登大雅之堂,无锡有的是“王兴记”等大馄饨店,但很受市民百姓喜爱,弄堂人家多生活在楼上,常见有人从窗户里用绳子吊下小竹篮(里面放钱),招呼担主将下好的馄饨放进去,而后提上楼去享用——昔时江南一景啊。我有时觉得诧异,现在反映三四十年代的影视作品那么多,偏偏看不到此种可亲而有兴味的情景,可惜了。
这是一种雏形的木偶戏,三面敞开,不足一平米的“舞台”简陋极了。下面用一人多高的青布围起,里面藏艺人,以小竹竿支起的小木偶伸到小舞台上,能演出各种戏文和滑稽节目,只需“镗镗”锣声一响,大人小孩蜂拥而至,无锡人叫它“木头人人戏”。小舞台披红挂绿,在后台两幅小门帘上方照样有“出将”、“入相”字样。小木偶进进出出演起古装戏来相当热闹,道白唱腔均由藏身布幕中的艺人包办代替。艺人有本事,能变换嗓音给男女角色“配音”,但由于受只有1人操作的限制,活动着的木偶始终只有一两个,其他均靠边站。丑角“小三子”一出现,我们特别兴高采烈:小丑留独辫,他的光脑袋每挨一下打,就“吱”的一声叫,并将脖子一缩;而每当出现“老虎””就更加有兴味,因为小三子打虎的结果,是被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一口一口“活吞”进肚子……正看得起劲,人丛中挤进托着铜锣的艺人帮手,他客气地向观众讨钱,显然不是白演的。
“小热昏”,是江湖艺人的一种卖唱形式。许是艺人们插科打诨,像热昏了头说胡话才会有此称号吧。走出弄堂去到盛巷,常能看到这种演出,如是夫妻搭档,一般是用三根竹竿交叉支起一只木箱,两边凳子上各站1人,一边敲小锣,一边连说带唱开了场。有时,男的形象不敢恭维,他脑门系布卷做成的条状物,随身体的前后扭动不断弹跳,有点恶形恶状。那时,相声尚未南下,艺人们的沪语说白中笑话特多,因此时时引得观众哈哈大笑。他们唱小调,唱京戏,也学唱地方戏。他们常常卖关子,利用间隙时间打开木箱推销“梨膏糖”——一种青黑色,能治伤风咳嗽的药糖。多名艺人围一个场地演出,声势就非夫妻档可比,除了滑稽出洋相也唱各地小调,有时还在二胡、扬琴伴奏下合唱。我就听过他们用《毕业歌》的曲调唱自编新歌《打倒老蒋,建设新中华》,男女艺人满场走动,唱得非常慷慨激昂:“同胞们,同胞们,大家起来……”每每搏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老先生迪眼资料弥足珍贵厄
谢谢!
珍贵的,是网上收集来的各种图片。感谢这些不知名的原创朋友!
说到无锡的四角菱,就数“孙巷上四角菱” 久负盛名,一只只煮熟后呈金黄色,饱鼓鼓,胖笃笃,长着两大两小四只尖头的菱角,人见人爱,它细糯可口,甘甜生津,对我们十分有引诱力。昔年,卖菱人肩挑的高腰木桶能保温,它内里有小炉子,掀起半爿桶盖,热气蒸腾,飘散出阵阵好闻的菱香。卖菱人将担子挑进弄堂,大人小孩马上围了上去。菱角尖利刺手,卖菱人用铁丝抓钩抓耙到篮头里,而后上称计价。八月里,刚上市的四角菱售价不菲,我家只偶尔买些。家父生前可称吃菱行家,他双手持菱,看准方位横着轻咬一口,可将菱肉囫囵滑进口中而留下一只完整的空壳,空壳上的咬缝几乎看不出来!我和弟妹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往往上父亲的当,好多次会不由自主地去拨拉他留下的空壳……“孙巷上”这个地名今已不存,位置就在今天河捋口的孙蒋新村,那里鳞次栉比都是高楼了,谁还记得当年水洼遍地盛产过四角菱?

当年的惠山脚下采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