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动词，与上海很有缘分，就是“跳”，一个相当专神的动词。上海话中有句“被伊晓得，伊勿要跳煞啊？”，就很是值得研究一番。
如果这件事是件好事，偏偏没有“伊”的份，而“伊”偏偏又是个斤斤计较的人，那么这种“跳”就是“一蹦三丈高”外加“上蹿下跳”，“伊”也总归要“跳”到好事与“伊”有关为止。
如果这件事是个噩耗，而“伊”偏偏又是个经受不起打击的人，那么这个“跳煞”恐怕就是“跳楼”的“跳”了，至少也是悲天号发、双脚乱跺，远远地望去，正如“跳”一般。
“跳煞”的情况到底不多，上海人更多的“跳”是“跳上车子“，不管是公交车、私家车、差头乃至黄鱼车甚至脚踏车，上海人都有办法“跳”上去。如果说脚踏车的“飞身上车”多少有点“跳”的影子，那么公交车又如何“跳”得上去呢？然而这“跳”却恰恰是从公交车而来。
1908年，上海有了第一条有轨电车，从静安寺到外滩，当时的有轨电车，已经奠定了上海公交的风格——“挤”，上海的公交从那时的有轨电车开始到无轨电车，再到公共汽车乃至如今的地轨和地铁，只要是上下班的高锋，没有一样是不挤的。最厉害的时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统计过每一平方米的公共汽车上居然可以挤上十三个人，有好事者常言着将二十六只鞋子放进个一平方米见方的格子里，却怎么也不能成功。
最早的有轨电车，速度极慢，还没有人奔跑来得快，那时的电车是标标准准的“代步”而已。当时的有轨电车，只有行驶线路，却不设停靠站，人们但凡要上车，就必须跟在车后一溜小跑，抓住车门旁的竖杆，纵身一跃而上，这就是“跳上车子”的来历。
后来，电车速度越来越快，随意“跳”上“跳”下有安全隐患，车门处也加装了栅栏，以增加安装系数，然而这个“跳”字还是留了下来，以至于上海人将“上车”这个动词，一直称之为“跳”。
即便当了如今，上海的交通还是和“跳”有缘，前几年高速公路算是新奇事物，沪宁、沪甬两条两速的兴建，使得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距离大大缩短，以往坐火车要半天时间才能到杭州、苏州，如今不过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的确很方便。
然而高速公路有一个现象，就是“车轮跳、上海到”，原来沪宁、沪甬两条高速，都是分段的，沪宁高速以花桥为界、沪甬以嘉兴为界，界内的部分由上海建造，界外分别由江苏和浙江建造。然而不知怎么地鬼使神差，上海段的路就是没有人家修得好，只要一过收费口，原来驾驶平稳的车，居然真的会变成一跳一跳的，地上都是坑坑洼洼，速度也提不上去，这样的路，的确不配上海的形象。
好了，不说车跳，来说“跳码头”。 我的好婆祖籍苏州，很是知道做人的道理，她的知识，有许多都是说书里听来的。她经常告诫我们不要挑食，她说“男人是要跑三关六码头的，要样样啥都吃，否则的话，到了外码头是吃勿开的”。
以前，从上海出去，坐船很是方便，坐船就要停靠码头，船停下，放锚、勾缆绳，如果船小，正好贴着岸，就可以一步跳过去；如果船大呢，就需要搁一块板，从板上走过去，而货物呢，不能带着“跳”，也只能从板上搬过岸，巧的是，这块板就叫“跳板”。
不管是真的“跳”，还是从跳板上走，好象要上码头，总是离不开“跳”。以前，江湖人四处跑码头，无非为了一口饭，江湖的戏班，江湖的生意，都要从船“跳”到码头上，然而“吃得开”与否，并不只是“不挑食”就可以的，跑码头要有很好的“公关意识”，否则“强龙难斗地关蛇”，可谓寸步难行。
码头，有行会，在现在看来，有点象黑社会，是极其系统的一个组织，“漕帮”不但掌握着码头的“跳上”、“跳下”，还掌握着河道的运输、疏通等等，有时甚至比官府做得还好，他们有不成法的“行规”，不但自己要遵守，只要从水道来的人，都要遵守。外省、外市的人过码头到本省、本地来“跑码头”，首先就要打点好与漕帮的关系，否则别玩在当地难以生存，就是人员、货物想要上岸，都很麻烦。
要打点漕帮，无非是想要上岸、立足，那时就需要漕帮“放只码头跳跳”，有了允许，才能跳上码头，才能开始新的事业。虽然后来有了铁路、公路，交通和运输不再依靠水路，漕帮也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放只码头跳跳”这句话却留了下来，并且在许多有“江湖”特色的情况下被使用。
有时，驾驶员犯了点小错，被警察抓住，要扣分、要罚款，司机多半会“喔求苦恼”地请警察高抬贵手“放只码头跳跳”；又凡上司拿捏下属，下属必请上司“放只码头跳跳”。虽然现在的社会和过去的江湖不一样，但这种“一朝权在手”的做法，依然没有变，所以处于弱势的一方，依然要请别人“放只码头跳跳”。
允许“跳”，就是“放了一马”，有人说是“放了一码”，又说是从过去买布而来，但买过放几寸乃至几尺是正常的，若是要放一码（yard，三英尺，将近一米），就有点说上来了。又有人说应该是“马头”而非“码头”，但我实在想不通“放只马只”有啥好跳的，又是如何跳的，或者将来有机会，看到更多的资料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