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这样，他把回国的心愿，暂时抑制下来，一心一意来整理中国近百年的经济史。一以充实自已，二以事业为依拠，向国外宣扬帝国主义侵华及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他在研究所潜心研究的五年里，将他过去在国内研究成果，1948年初带美的经济史料的及四十年代里向美国各大学，研究所进修所得合乎实用的西方经济理论融为一炉，於1956年完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一书（英文）。当时美国反共反华之风特炽，要在美国出版一本谈中国问题的书，尤其是合乎实情的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因他的书，材料丰实，方法新颖，以不可辩驳的数据，解决了不少近代中国经济史上的困惑问题，且立论公允。所以美国熟稔中国问题的权威们，如：希．雷穆，威．勃朗，哲．白伦太诸教授都认为是划时代的著作，非出版不可。这样，郑著得於1956年底由美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果也，出版以后，美国国内，英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亚非等处的学术杂志，纷纷撰文评价，认为是该方面的权威著作。二十年后的1978年，美国绿林书店，又将此书重印出版。
我们知道郑老是一个为人深沉，治学严肃谨慎的人。他从中学时起，即研读帝国主义侵华的书籍，但嫌其停留在政治宣传的阶段上，没有实事求是，在经济方面作深刻的剖析。对帝国主义的理论认识，他服膺列宁关於帝国主义特点的论述，他根据列宁的教导，以大量统计及图解为佐证，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分析，並以简洁的文笔来阐述马关条约后，帝国主义如何以对华投资来促进其对华的出口贸易，从而解释了中国长期贸易入超与白银内流的奇特现象。他剖析国际金融资本如何操纵中国的金融财政，进而控制中国的整个经济命脉。他还以第一手的资料来探讨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我东北沦陷区的资源来进行並扩张其侵略战争等问题。
当然，限于当时的环境，郑著中没有引用一句列宁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国60年代初就有人主张出中译本，自粉碎“四人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学术界亟想参考西方出版的在学术上有价值的著作，沉睡近三十年之久的郑著，其中译本共约三十万言，附有大量统计表及图解，将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
50年代中，郑在国外学术界的灿烂成就，使他在苦闷中获得些快慰，但这又使他回归祖国的心愿更殷切了。
注：《1840--1948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一书，1984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译成中文出版。
独闯第一关
几年来，在家中，他利用时机，希望逐渐说明他的妻子，结伴回国。时间一年年过去，但是说服工作迄未见效。那时，他的妻子已入美籍，並取得会计方面的学位，获得尚算称心的工作。到1959年，经过若干彻夜的思考，认为他已五十岁了！不能再晚了！决心回国了。当然孩子们都捨不得他回国，他想，他们都已成长了，让他们自己去开创自己的天地吧！
1959年春，他毅然决然离别妻子，向着祖国，为着事业，只身奔返祖国。这样，他独自闯过回国的第一关。
硬闯第二关
他的回国，是美国政府所不能预料的。他们认为他的一家都在美国，他在美国学术界已有成就，有相当他地位及信誉，生活优裕，决不至於回到当时百废待举，还很贫穷他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来。他们想不到中华民族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民族气节。美国国务院首先阻挠他他启程，唆使轮船公司收回已售给他的船票，他坚决不退。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串通驻美的英国大使馆拒发他船过香港他领海签证，打算以此取消他的船票。他根据1954年他日内瓦协定，要求印度驻美大使馆出面干预相助，和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因为他始终没加入美籍，他们不能用美国的法律来限制他的行动，另外，他们又布置他在美国政府工作中熟友们进行劝阻。他们甚至说：“友揆，你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坚决的否认。
“那你凭什么要只身回国？凭什么保证你不是自投罗网？不会无故受到逮捕？凭什么保证你去后能够维持生活和获得工作？”
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坚持真理和正义。我青中年的生活和教育，直接间接都来自过去十分贫穷的祖国的供养，现在祖国要摆脱贫困境地，建设自己富强的新中国，我自有责任回去参加这项工作。”不管朋友们如何劝说，都无法动摇他的决心。
最后，於1959年4月底启程回归祖国—－结束了他十七、八年侨居美国的生活。
祖国！！
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分配他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对回归祖国和做科研两大愿望能溶和在一起而感到无比快慰。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对经济战线上干部的不讲效率，不计成本，瞎指挥他蛮干作风，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方法着眼，是有看法的。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认为这种“左”的作风，终究是会改正的。他兢兢业业，从事领导上所交给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若干专题研究任务。
拼过第三关
他在国内，每每欢快的自语：“祖国啊！我可永远在你的怀抱里了。”
谁知“四人邦”不让他有这种幸福，他们的爪牙，于1967年2月，指使公安部把他逮捕了，投入北京近郊的秦城镇监狱里。在多次他审讯里，妄图以逼供信的手段，把他打成叛国犯，他的海外家属，被说成是反动政治联系。他只身奔返祖国，闯过层层难关，反诬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把他一生从事学术的研究，说成是美特的护身符，1974年4月，被判刑十五年。（到1982年2月才能满期）
他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也无血债，更非里通外国，为爱祖国而回来，竟遭此判决，他当然不能承认。
但他深信党总会明辨真相，正义终究能获得伸张的。1975年12月，政府特赦国民党军政宪特的在押犯时，“四人邦” 的爪牙，也乘机将他释放了。这样，他实坐了九年监牢，在狱中被折磨得体弱身残，终究，还是挺过了第三关。
越过第四关
“四人邦”总以为他出狱后，受不了磨难，定会利用上这个特赦机会，请求出国回美和家人团聚，这样，便可以掩盖他们的罪责，但窃权掌国的“四人邦”，是难以知道爱国科学工作者的心情的。
他断然告诉他们说：1959年，我是为爱祖国而回来的，我决不离弃祖国，而重返异邦。我不但要留在祖国，还希望仍回研究单位工作！”当时“四人邦”早已拆散了科研单位，“臭老九”哪有安身之处！
随之而来便是煎熬的生活。
熬过第五关
1976年初，他在不愿出国，留居北京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退居至沪；根据当时对战犯“养起来“的规定，“四人邦”在北京的爪牙和上海方面互通声气，只准他每月向街道领取18元的生活费。以他残废之躯，每月赖18元的生活费来维持其艰苦生活的压力是可以想象到的。
他们的目的，原想这样迫着他走投无路，仍回美国，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诬蔑”变为“实证”了。可是他们又想错了，他请在美子女接济，暂得维持生活。
“四人邦”被粉碎了，全国欢腾，三中全会以后，他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陈诉，要求重审，纠正冤假错案。
1979年8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1980年1月，正式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工作，恢复原职原薪。这时他总算熬过了第五关。
他在离妻别子时，没有因悲痛而流泪。在美国政府多方阻碍时，他没有因气愤而失声；在监狱里，他没有因遭冤而痛哭；在诱他回美和以生活窘困逼他出走时，他没有啼泣。
但是，对他宣布平反时，这位七旬老人，却禁不住泪湿衣襟了。这是对祖国的感激，这是对事业的“兴奋”，这是对生活的欢快，这是一位久别祖国的好儿子，带着满面笑容重新投入祖国母亲怀里，喜欢到极度时的热泪啊！
祖国！！！事业！！家庭！
现在，郑老是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並被聘为院部学术委员。各级党政及侨办组织对他的信任与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分配他三间一套的住宅。由于全家亲人，均在美国，特将他的姪女夫妇，调来同住，照顾这位老科学工作者的生活。
而他呢？以出色的工作成绩来报答祖国对他的哺育，培养和关怀。研究所除要他担任新的研究课题外，还要他带研究生，共同进行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使得在学术上后继有人。
这样，我们问他：“郑老，你一生是祖国第一，事业为主，现在这两大愿望实现了，对海外亲人，也该考虑考虑了！”
他笑着说：是啊！在安居祖国，乐于事业的情况下，自然会想到家里的亲人，更何况有的亲人，快近三十年没见了！1980年4月先由我的女儿和女婿来华探访我，（他俩均已是美籍华人，其女儿主持家务，女婿是美国国防部工程师）；当粉碎“四人邦”的“国喜”和我平反的“家喜”的时候，彼此相见，自然格外高兴。
他还说：“三中全会后，国内安定团结，实行民主与法制，形势一派大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农工业生产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天天提高。我老伴过去的种种顾虑，现已一扫而空。我这次要争取她来沪，如她一时丢不下在美国的一切，至少应先回祖国观光观光。”
他停顿了一下，又笑说：“我的女儿和女婿今年秋季要再次来华探望我，我邀请我在美国的老伴，儿子和孙辈来华全家团聚”。
这时，坐在郑老家会客室的朋友们，一起鼓掌欢呼。最后由一位老朋友站起来朗读了两句短诗：“今年中秋月更明，同庆翁姥重团聚”。
在掌声中，郑老哈哈大笑，大家热情的握手告别。
虽然离开了郑老，但他感人的所经历的道路，始终萦回在我们的记忆中。真是一位可爱、刚正、坚毅的，一心只有祖国的老人啊！
作者：邹枋
1984.4.20.
郑友揆先生1999年在华东医院病逝，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