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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婚俗演变史

上海婚俗演变史

开埠前的传统婚俗


新闻午报


  开埠前的上海,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江南小镇,其婚俗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时,又受到江南吴地文化的影响,并带着明显的上海地域特征。

  定亲———排定“八字”,准备彩礼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开埠前上海婚俗的基本情况,不妨勾勒一下上海的传统婚俗。

  定亲,即订婚,旧称“文定”,俗称“安心”、“拿盘”(拿篮头),女方称“受茶”。青年男女婚配结合,经媒人撮合,由父母做主。男家欲娶其女,请媒人至女家游说提亲,称“请八字”或“讨八字”。女家同意结亲,将姑娘生辰八字(出生年、月、日、时辰)庚帖交媒人送达男家。男家将婚配男女八字,请算命先生排定,称“排八字”或“合八字”。“八字”有“冲克”和“相合”之分,甚至岁数也有讲究,如女大三岁或男大六岁被荒唐地视作不吉利,要退“八字”。

  如果双方“八字”相合,女家则直至男家相看或暗地打听,即由姑娘父母或姐妹、兄嫂了解男方家产及青年容貌品行,叫“相亲”。“嫁囡高三分”,一般男家要比女家高。同时男家也要打听女方情况。双方家长满意后,请媒人吃“话允酒”。接着男家备彩礼,托媒人送到女家,称“拿盘”(小盘),择定吉日定亲。定亲时,各邀至亲好友办两三席,男家称“定亲酒”,女家称“受茶酒”;男家以茶叶、桂圆、枣子及衣服、首饰、礼金,置于上放万年青或吉祥草的礼盘(称“大盘”),由媒人送至女家(称“求允”)。女家收下礼物后,回赠姑娘生辰庚帖(称“大八字”)和谨尊台命(红帖)为定亲依据,称“允吉”。男女双方将收受的茶叶、桂圆等物分送亲友,以示子女定亲。此后,逢端阳、中秋、春节,男方向女家送彩礼,直到完婚。

  嫁娶———唱“哭嫁歌”,中途颠轿

  迎娶之日,新郎遵家长之命雇轿或备船(路远的)去女家迎娶新娘,称“迎亲”。一路上要吹打、放铳。到女家后,迎亲花轿须从东南方进宅(俗称“青龙头”)。

  人进女家后,新郎拜见岳父母与长辈亲属后,进入堂屋。随后,新郎对女家的帮工、茶担、喜娘及吹鼓手等开销“喜钿”。而女方新娘在婚前三日内禁吃烟火之食,只以蜜枣等干果充饥,这叫“饿嫁”。

  姑娘上轿前,先要“开脸”(即用绸线将姑娘脸上的汗毛绞掉),有“毛头姑娘十八变,临上轿还要变一变”之说。又于新娘发髻上满簪花朵,头上遮以面红,谓“上头”。然后,女家又设筵款待其女,并令诸女客为之陪侍,谓“待嫁”。

  姑娘上轿前要先哭,以示不舍父母之意,俗称“哭出门”、“哭发”、“谢亲”。哭嫁时流行唱歌,称“哭嫁歌”。哭嫁是一种旧时婚礼习俗。姑娘出嫁,整理嫁妆时和迎亲日梳妆、上轿时,与母亲及哥嫂哭别。内容为娘哭家穷嫁妆少,嘱女做个好媳妇;女哭父母养育恩,并谢置办嫁妆苦,再谢兄嫂姐妹手足情。民谚称:“娘家哭得应天响,婆家家当塔塔涨。”在上海浦东农村就流行着哭出嫁的习俗。《浦东老闲话》一书中记载了《哭出嫁三首》,录于此处:哭上轿一只橄榄两头尖,红灯花轿抬到场门前。荷花金锣敲一记,姑娘出嫁苦哀啼。阿哥劝伊勿要哭,正月十六接侬归(音读“居”)。哭出嫁

  阿囡跌拉青云里,跳进龙门交好运。脚踏扶梯步步高,手把轿杆长千金。进婆门,像婆身,上敬老,下爱小。先敬公来后敬婆,回转身来敬丈夫。冷粥冷饭自家吃,热粥热饭敬大人。姑娘小叔照顾好,伯姆(妯娌)道(淘)里热乎乎。金鸡叫,就起身,光头面滑出房门……勒拉娘家随心惯,进仔婆家乖做人。谢媒人

  香瓜藤爬仔满屋青,板起面孔谢媒人……阿哥是读得书来弗识字,伲小兄弟勿识货,右手拿起金丝笔,左手拿起大红贴(帖),大字写来八卦能,小字写来藕丝能,认为侬阿娣是好人,写个八字弗要紧。桃红八字传到高楼上,时辰八字写断根……侬贪吃伊拉红糖泡茶半碗甜,白糖泡茶半碗鲜,黑枣头泡茶泡深长,细芽泡茶清汤汤,大麦泡茶满口香。说得好,话得恩,生吃硬做配成亲。

  姑娘出嫁,不仅姑娘哭,姑娘的母亲亦哭,告诫女儿如何做媳妇,称“千诫训”。有的新娘隔夜开哭,称“谢嫁妆”,感谢爹娘办嫁妆的辛苦。由父、兄弟扶上轿,称“抢上轿”。哥哥挽住花轿叮嘱妹妹,称“挽轿”。启轿后,哥哥喊停轿,再次对妹妹嘱咐,称“问轿”,一般要达三次之多。父母送出门口,嫂嫂和亲戚送出场角,哥哥送出“青龙头”。男家派人在半路候轿,见轿鸣炮,以示迎接;女家鸣炮还礼,以示欢送。轿在途中,轿头故意颠簸,称“颤轿”。颤得新娘头晕眼花,呕吐不止,新娘便将事先准备的盛灰脚炉踢出轿门,轿夫即不能再肆意颠簸。

  1991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展出了人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花轿———“百子大礼轿”。这顶大花轿高近3米,底长1.5米,宽1米,轿杆长7米,需要16人共抬,又被称为“花轿王”。轿身共分7层,每层都精雕细刻,构思严密。以底层为例,正面是两层的牌楼,一条飞舞腾跃的金龙居于牌楼的正门。门后是龙凤抱柱的门框,里面装饰的是画有“天官赐福”的玻璃画。背面是麒麟送子的木雕,轿左刻的是太白醉酒,轿右是贵妃醉酒,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神态逼真。其他各层都有表现中国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以及花鸟鱼虫的精美木雕和彩色玻璃画。

  据考证,这顶“花轿王”至今已有60年以上的历史。这也是上海以花轿迎亲婚俗的历史见证。

  纳彩———金芽玉尘,早生贵子

  男女双方同意,男方要赠女方信物,称“纳彩”、“行盘”。富裕之家馈赠金首饰、银币,还送茶叶、面粉,通称“金芽玉尘”。送茶叶之俗,另有“千金万礼买不动,四两茶叶定终身”之说。有的取“茶树必下子,移植不复生”之义。另有枣子、花生、桂圆、松子四物,取意“早生贵子”。还附上万年青和吉祥草,以象征吉利。女家对彩礼接受得多,说明称心满意;反之,表示有意见。受彩礼多少,由母女商定,一般要退回一部分,称“回根”。如贫富悬殊,女家将彩礼全部或大部退回,表示女家无力办嫁妆。第二次送彩礼是现金,男家连送三次,称“拿盘”或“行盘”,第一二次女家不收,第三次方收下。此时男家将婚期通知女家。

  贫穷人家只是象征性地送彩礼,所谓“礼轻意重”。有的地方女家要回赠礼品,如有的用红绿色染的大米相赠,称“金珠玉粒”;还有的包大粽子1只,称“太婆粽”,而周围有小粽子5到15只,则取意“五子登科”、“七子八婿大团圆”等,都象征吉祥如意。

  迎妆———送“子孙桶”,忌讳送钟

  婚礼前一天,男家要派人去女家迎妆,俗称“拿嫁妆”、“搬嫁妆”。富裕之家办“橱箱嫁妆”,有一橱两箱、四橱八箱不等,并有“垫箱钿”、“花粉钿”,其他如被子、衣服、日用品一应俱全。还有以“裙带册”(耕田)作陪嫁的。贫穷之家嫁妆就简单得多,但薄被、马桶、提桶、脚桶必备。

  嫁妆的一部分由亲朋馈赠,称“助妆”。但忌讳送钟,因与“送终”谐音,视为不吉利。嫁妆中被褥由“全福人”(即有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和丈夫的妇人)缝制,折叠时内放喜钱,称“子孙仓”。马桶,称“子孙桶”,内放红蛋、枣子、长生果、棉籽、甘蔗,喻早生、多生孩子、长生不老等。嫁妆贴上大红喜字后,摆在客堂中让人观赏,称“晾妆”。迎妆讲究礼节,稍不注意即会遭到女家挑剔,甚至拒绝发妆。迎妆的车、船及其他工具贴上红纸或“喜”字,男家派出的迎妆人由媒人陪同,一路由吹鼓手吹奏鸣锣至女家。挑篮放场上,杠棒和扁担靠在柴堆上,女家不招呼不得入客堂。男家迎妆要付喜钿给女家帮忙人。如嫌少,便偷藏杠棒和扁担,迫使男家加钱。女家不发妆,就敲锣“催妆”。女方哥哥征得妹妹同意,才能发妆。迎妆者须全部退出门外,由姑娘之兄发妆,先马桶,再铺盖,而后逐件发出。嫁妆忌讳讲“扛”,而要讲“涨”,取上升之意。迎妆者不能一脚跨在门槛里,一脚跨在门槛外;双脚跨进门口,女家要说“抢嫁妆”。迎妆者肩挑嫁妆中途不得停歇。嫁妆到男家,男家要点旺盒、放鞭炮,将嫁妆先置于客堂,后搬入新房,由“全福人”解被摊床。男家当晚还要办“待媒酒”,送媒人钿。

  拜堂———吉时成亲;吃暖房———宾客敬酒

  花轿入宅,到吉时进喜堂,结婚仪式开始。鸣炮奏乐,点燃花烛,新郎、新娘手持红绿牵巾,进行拜堂仪式。堂上两桌并立,大红花烛高烧,新郎、新娘先拜天地,二拜高堂,再相互交拜,男女傧相手持花烛,送入洞房。新娘坐床沿,新郎用秤杆挑去蒙在新娘头上的红巾。入过洞房,喜娘陪新娘向长辈磕头,受领“磕头钿”。

  新婚之夜,亲友与本家宴请新人,称“吃暖房”,又叫“送暖房”。客堂内,新郎新娘坐在长排八仙桌北面,南边另放一只茶几点燃花烛,宾客坐于长桌两旁。菜肴出齐后,宾客先向新人敬酒和献吉利话,再请新郎新娘互相喂酒、喂菜、喂烟和喂糖等。

  用饭时,新人碗内分别藏着苹果、生梨、糖果、红枣、肉骨头和小酒盅等以逗趣。

  吵新房———嬉耍新娘;回门———三天后回娘家

  洞房花烛夜,男女老少涌入新房祝贺取乐,叫“吵新房”。俗话说:“三天里厢无大小,太公太婆都可吵。”吵法有:一是“看新娘”。宾客拥进新房看新娘容貌,赠以“早生贵子”等吉利话,新娘奉敬干果,十分斯文。有的叫新娘站在脚炉盖中,宾客围观,常弄得新娘十分尴尬。二是吵新娘。吵者用各种办法嬉耍新娘。如用红线吊一只苹果,请新娘夫妇共咬,逗人发笑。三是听新房。更深夜静,到新房窗外窃听私房话,以作笑料。四是捉喜。乘新婚夫妇熟睡之际,破门而入,悄悄揪住,称“捉喜”,新婚夫妇须起床请酒。

  上海的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曾以“闹房涉讼”为题,报道了上海宝山县的一则闹房新闻。宝山县沈家镇有个人叫朱凤岐,年方二十,家境小康。举行婚礼后,亲友依照习俗闹新房。朱的表兄顾某喜欢恶作剧,闹得太过分,新郎对他很不满,怒颜相向。不想顾某已经喝多了,借着酒势竟将新郎打伤。新郎向县官告状,顾某即被拘留。对这种男女大喜之日闹新房闹到打官司,画报评曰:“谚云:三日无大小。此语坏尽世事。古训男女有别,岂有此三日内任人蹇衣撩袖、百般揶揄者乎?况乎新郎之心未有不曲护新娘者,而人必以其所爱而狎侮之,则触其怒也尤易,洎乎匍匐公堂押羁饭歇,始悔孟浪亦已迟矣。而朱某以嬉戏之故,遽至激成讼,累谊属亲亲,毋亦太甚。”《点石斋画报》的这一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点到了闹新房之俗的弊端。

  婚后第三天新娘回娘家,俗称“回门”、“三朝回门”,富裕人家有“满月回门”的,称“满月”。新婚夫妇备厚礼由媒人陪同,看望父母亲、兄嫂。女家摆“回门酒”,宴请新娘和至亲。
 

西方文化对传统婚俗的冲击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清政府在英军炮口威逼下,与英国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17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宣布上海开埠,允许英商租地居留。以此为标志,上海社会风俗由原来的乡村形态逐步向都市形态转化,在婚俗方面,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西合璧,土洋混合”,成为上海婚俗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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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习俗

  导致上海传统婚俗日渐式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圣经》打开了中国传统婚俗的第一个缺口。

  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于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当时,利玛窦等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宗教,也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生活方式。他们活动在北京、南京、南昌、苏州等地,上海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地方。不过当时的洋人在华传教,得不到中国政府切实有效的保护。但上海开埠以后,情况变了,洋教在华传播都受到条约的保护。随着外国教会势力的侵入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传播,上海传统的婚俗受到了冲击。

  首先,男女在教堂共做礼拜,就在上海市民中激起阵阵涟漪。开埠前的上海,也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向来尊崇男女有别、男女之大防的古训。因此,在开埠以后的上海,每逢看到西人之男女在公开场合无所避忌地自由交往,有很多非议。及至看到每逢礼拜日,西人男女混杂,共聚教堂做礼拜的习俗更是不能容忍。当时有人在《申报》上发表竹枝词对此进行讽咏:“天主堂开法界中,七天礼拜闹丛丛,男和女杂混无耻,乱道耶稣救世功。”男女交往尚且受到舆论谴责,至于在上海的西方侨民包括上海的中国教徒在教堂举行婚礼,那更是被当时上海人嘲笑辱骂,认为这种违背中国传统婚俗之举,简直是离经叛道,无法容忍。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海天主教神父郎怀仁对教友结婚作出规定:对家长指腹为婚、买卖式婚姻,凡教徒一律禁止;禁止童养媳制及童年订婚;凡教徒婚礼由神父主持,在教堂举行。教徒在结婚前应通知本堂神父,神父不能亲往主持,则有神父给以免单,并指定证婚人。在天主教的婚礼仪式中须诵读规定的经文,男女双方须彼此握手,高声表示同意,并接受神父的祝福。许多信奉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人不顾世俗的嘲笑和辱骂,以虔诚的态度自愿接受这种礼仪的规定和约束。到1851年,也就是上海开埠后仅八年时间,上海天主教董家渡主教公署在非正式会议上达成一项共识,即“应该严格遵守天主教有关婚礼的种种规章条例”。这种婚礼虽然只是局限于教徒内部,但是它对中国传统的婚俗的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是很大的,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婚俗之围墙被西方的《圣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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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移民带来了西方的婚姻观念

  上海开埠后,英、法、美在上海先后划定了租借地,外国商民开始渡洋过海,来上海经商居住,这些人便成为上海租界的第一批移民。在开埠的最初十年,由于实行“华洋分居”政策,租界内人口增加不多。1853年,由于小刀会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城内的中国居民为避战乱而纷纷涌入租界,打破了“华洋分居”的局面,租界人口也随之增加。同时,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太平军席卷东南诸省,只有上海未遭战乱,于是,这些地区的大量流民为避战乱而源源流入上海,形成一股人口迁移潮。

  在上海的大量移民中,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大量外国移民。包括英、美、法、意、德、日、俄等。据统计,到了1900年,上海外侨人口已经超过了1.5万人。

  大量外国移民在上海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使上海的社会风俗出现了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婚俗方面,受西方风俗的影响,上海人逐渐开始摒弃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一贯奉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亲方式,出现了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等新型婚姻风气。如上海早期的华人牧师颜永京、宋耀如、吴虹玉的婚姻都突破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框框而自主选择。颜永京的妻子出生于浦东农家,曾在上海西门美国教会学校上学,订婚后颜永京送她到香港进修一年,以提高英语水平。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是徐光启的后裔,徐光启的女儿嫁到倪家,倪家世代信奉天主教。由于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改信基督教,倪桂珍也随父改信基督教。

  同时,由于上海中外杂居,一些西方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如《申报》1877年有一文,记述了上海租界有一美国妇人控其夫不给赡养之资,并已有外室,因而请求离婚,领事准其所请,“并令其夫给妇五百金,以贻讼费”一事,上海有一位论者大不以为然,撰文予以批驳。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也遵行此例,妇女便会纷纷控夫请离,势必造成婚姻家庭轻易解体,从而引起社会的混乱。上海的这位论者这派危论真是杞人忧天,但从这些可看出,外国人的婚姻观念已对上海的婚俗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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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媒体对西方婚俗的宣传和推波助澜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这份报纸由西商创办,时常刊登对于包括婚姻习俗、家庭生活在内的社会时事新闻与感想,受到人们欢迎。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创办之初,思想比较保守,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市民思想的变化,这张报纸多次载文抨击中国传统礼教,为妇女在旧的婚姻制度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而鸣不平。如1892年9月9日的《申报》刊物《论女摊》,批评传统礼俗“偏重夫男,贱视乎女,一作女子,即终身闲置闺中,无复有吐气扬眉之一日”。文中说:“古先王定制,有三从之义,从父、从夫、从子”,论者对于这种片面要求妇女终身都要服从于男子的礼俗,深为不平。

  《申报》还载文介绍西方男女自由交往和婚姻自主的习俗。1887年2月10日的《申报》刊登《原俗》一文,文中说:“西人婚姻必从男女之所自愿,使男女先会面,若朋友然,往来数次,各相爱悦,然后告之父母,为之婚配。”西方的这种婚俗同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相径庭,媒体的这种宣传、介绍,对于上海人慢慢了解西方婚俗,无疑起到了启蒙作用。

  《点石斋画报》是我国最早的时事画报之一。1884年(清光绪十年)5月8日在上海创办。画报经常介绍外国风情,包括介绍西方的婚俗。在“择偶奇闻”、“跳舞结亲”、“恰斯送行”、“女塾宏开”等题目下,引进男女交往新的观念,主要包括:婚姻为当事人双方的契约行为;男女婚前应有充分的社交活动,待感情成熟后再行婚礼;女校教育对造就女性人才关系重大;展示凸显西方女性美的容貌特征和服式:卷发、天足、窄袖、细腰等。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07年一本由中国驻法二等参赞刘式训翻译的《泰西礼俗新编》在上海中新书局印行。译者的主旨在系统介绍欧美礼俗,但在涉及女性观的内容时,不时抨击中国鄙视女性的传统观念,输入西方尊重女性独立人权,爱护女性的新观念。如借西人之口否定中国女子未嫁而殉夫,或登门守寡之举。针对中国人以寡妇再嫁为丑闻的陋俗,介绍西方文明:“泰西寡妇再嫁视为常事,皇家贵族往往有之,无以为可耻者。”只是规定:“夫死,妇应穿孝二年,故寡妇再嫁,宜在二年之后”;“惟婚礼较简,教堂内不扎彩铺花,亦不唱歌”,寡妇再嫁之衣饰不宜用灰色或棕色、玫瑰色,帽上也不插菊花(菊为寡妇花)。这种简单的婚礼与中国民间对寡妇再嫁的种种歧视有着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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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妇女走向职场,女艺人粉墨登台

  上海开埠后,给妇女的生活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妇女不再是养在深闺,而是跨出了家门,竞相到职场谋生。在上海开埠二三十年后,上海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女工,她们先是在茶栈、丝栈做工,其后成为缫丝厂和纺织厂的工人主体。据统计,从1882年到1894年,上海有外商丝厂4家,华商丝厂8家,共有工人9600人,其中女工占90%。以后,上海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纺纱厂、卷烟厂等各种行业工作。

  另外,还有大量村妇进上海市中心当女佣。这支女佣大军不光解决了租界迫切需要的家务劳动力,同时也使都市男女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婚俗出现了新的特点。

  更有甚者,有些佣妇不仅追求衣饰打扮,还进而出外游玩,上茶园,甚至与男人私相交际。有记云:“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拼(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

  上海开埠后,消闲娱乐行业日益兴旺。由于女子演出比男艺人更受听众欢迎,所以,女艺人数量大增,使说书演变为以女艺人为主的行当,人们称说女说书艺人为“女唱书”,或谓之“女弹词”。此外,男女合演的花鼓戏也大受上海市民的欢迎,“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秽之词,宾白用土语,村愚恶能通晓,曰‘花鼓戏’。演必以夜,邻村男女键户往观。”

  正是由于花鼓戏这种男女合演的特点,使得其在上海这种充满世俗气、“男女之大防”已渐坏的环境下大受欢迎。

  女艺人的活跃茶楼、舞台,引起了上海文人的注意,有的文士还与这些通文墨的弹词女私交甚契,诗文往还。如19世纪80年代有一位名叫叶蓉生的弹词女略通文墨,一位雅号“瘦鹤词人”的善诗之士与其“最相契合,一日不见,便赋‘采箫’之诗。常谓胸中虽有万斛牢愁,得词史一言,即可冰消瓦解,殆一服欢喜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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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社交公开,男女接触成风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娱乐业也迅速繁荣。茶馆、戏院、夜总会等日渐增多。这些娱乐场所一开始还只是男人光顾和消遣,但是以后渐渐地就有女性出入了。妇女冶游出入最多的地方一是茶馆,有诗描述在繁华的商业街上,一过午后,打扮入时的妇女们纷纷来到三层大茶楼丽水台上喝茶消遣的景象:“茶馆先推丽水台,三层楼阁面河开。日逢两点钟声后,男女纷纷杂坐来。”

  二是烟馆。1874年《申报》载有一人谈论女烟客的来稿,记述他曾每晚于晚饭后,与游人“遍游沪北著名之大烟馆”,在这些烟馆里常可看到有女烟客与男烟客“携手而来,并肩而卧”,“双枕同眠,一灯对吸”的情形。

  三是入戏馆看戏。有竹枝词咏妇女们痴迷于看戏:“演戏刚逢十月朝,家家妇女讲深宵。看台宜于戏台近,吩咐奚奴预作标。”

  后来,一些新兴的娱乐业中,也可以看到妇女的身影。如1883年有竹枝词题咏女子也到新流行的弹子房去打弹子的情形:“何从世界觅清凉,士女相将趁热肠。玉手轻抛银弹去,打球肯让醉三郎。”在当时的时事画报上,也可以看到描绘有妇女在弹子房围在一起打台球的画面。如1893年吴友如绘《飞影阁画报》,题“明眸皓腕”就是描绘这种情形的。

  1851年,英国侨民组成跑马会,购买民间土地,建造了一个宽阔的跑马场。后来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这里举行赛马活动,成为上海租界的例行活动。每当西人举行赛马之时,中国居民也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前往观看,人数大大超过西人。特别是那些闲居无事的妇女,更是邻里相呼,结伴而往,为之空巷:“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挈伴看。”

  在妇女社交公开的浪潮中,起到急先锋作用的是女佣和娘姨。她们一有空就上茶馆喝茶谈天,有的还利用茶馆与相好的男子见面约会,有竹枝词道:“侍儿心性爱风华,奔走街头笑未暇。寄语阿郎来订约,松风阁上一回茶。”松风阁为当时上海的一座著名大茶楼。可见这时,仆妇、娘姨上茶馆已相习成风。

  在此风气之下,一些小户妇女、商家女眷也时有出入。如1872年10月18日《申报》刊有竹枝词云:“荆钗裙布越风流,独步城隅秉烛游。扮作女堂倌样子,好听花鼓上茶楼。”

  从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由于西方传教士、西方移民和大众媒体的影响,在婚俗方面,中国固有的传统壁垒有所松动,西方风情在上海人心中有了一定的生存土壤,但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婚俗仍然占据着上海人婚俗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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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泥猴在2007-9-25 16:34:09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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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上海婚俗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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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華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而我的生活却如一袭士林布旗袍,历经久洗终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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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英国侨民组成跑马会,购买民间土地,建造了一个宽阔的跑马场。后来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这里举行赛马活动,成为上海租界的例行活动。每当西人举行赛马之时,中国居民也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前往观看,人数大大超过西人。特别是那些闲居无事的妇女,更是邻里相呼,结伴而往,为之空巷:“三天跑马亦雄观,妇女倾城挈伴看。”

                                                                                ——引自上文




外国人画的铜版画——上海女子看赛马(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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